歴代琴人(許健『琴史初編』1982年刊から節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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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先秦

 第一節 琴人

在周代禮樂盛行,統治階級用禮樂嚴格區分等級制度。當時所説"士無故不徹琴瑟"(《禮記•曲禮下》)"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韜心也。(左傳•昭公元年》)就都是爲了這個目的。然而,在當時精通音樂的是那些司掌各種樂器的樂工,其中包括專門彈琴的樂師。他們除彈琴、奏樂供貴族們享樂之外,主要是在各種典禮儀式中演奏,藉以顯示貴族們的身份地位。甚至有的貴族死後,還要使用上好的木材造琴來陪葬(《左傳•囊公二年》)。春秋時代著名的琴師有鍾儀、師曹、師曠等人。

鍾儀是現存記載中最早的一位元專業琴人。在《左傳•成公九年》中記載了有關他的一個故事:在公元前582年,晉侯到軍府中視察,發現了一個戴著南方楚式小帽的囚徒,就問左右:"這是什人?"人們回答説:"這個人正是兩年前鄭國獻來的楚囚鍾儀。"晉侯命人釋放了他,問他:"是幹什的?"回答説:"是泠(伶)人。"又問:"能搞音樂嗎?"鍾儀説:"我家世代幹這一行,怎末能不會!"晉侯於是給他一張琴,聽他演奏。他彈奏的琴曲都是南方音調。晉侯認爲鍾儀沒有背棄本職,不忘記故土。爲促進兩國的和好,就把他禮送回楚國。從這個記載可以看出鍾儀彈奏的樂曲,已有鮮明的地方風格。這種地方風格,一定是與當地民歌以及地方語言有著密切的聯繫。

當時的樂師地位很低下,他們常常象禮品一樣被送來進去。公元前531年,鄭國送了一批樂師、女樂和樂器給晉國,晉侯又將其中的一半轉送給他的屬下魏絳(《左傳•囊公十一年》)。可見這些樂師的地位和一般奴隸是相差不多的,遇到了殘暴的主子,他們的命運就更加悲慘。師曹在教授彈琴的時候,得罪了衛侯的寵姫,竟然遭到了三百鞭的毒打(《左傳•襄公十四年》),就是這類例子之一。

這個毒打師曹的衛獻公,因爲暴虐無道不得人心,終於被國人趕跑了。晉侯(晉悼公)聽到這個消息,很不以爲然,認爲未免太過分了。師曠卻反駁説:"好的君主,人民自然會擁戴他。如果他使百姓們絶望,那又爲什不能把他趕走呢?"(《左傳•囊公十四年》)。看來,師曠的政治見解要比晉侯高明,不過具體到音樂方面,他又表現得相當保守。晉平公(公元前557一前532)是一個喜歡"新聲"的人,對此,師曠就加以反對,認爲是:"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於衰矣!"(《國語•晉語十四》)。又如,衛侯曾命師涓爲晉平公演奏新曲,師曠當場攻擊説是 "靡靡之樂", "亡國之聲"(《韓非子•十過》)。師曠敢於如此發表自己的意見,其地位顯然不同于一般的樂工,而是一個頗受重用的樂官。師曠的音樂才能是比較全面而且傑出的,他不僅會彈琴,而且會彈瑟(《周書》),在音樂聽覺上特別敏鋭。晉平公新鑄造了一套編鐘,人們都同聲讚美,只有師曠發現它的音律不准,主張另行鑄造。衛國的師涓來聽,也進一歩證實了他的判斷是正確的(《呂氏春秋•仲冬紀•長見》)。由於師曠有傑出的音樂修養,因而在古代享有很高的聲譽。有許多關於他的神話,説他用琴彈奏起"清徴",使得玄鶴起舞;彈奏起"清角"又能飛沙走石,使得大旱三年等等。這些傳聞當然不可信,但反映出師曠的琴藝在人們心目中造成的印象。

師曠之後又過了一百多年,這時已經進人春秋戰國之交,封建制度興起,奴隸制衰亡。這種政治經濟領域的大變革也反映到了音樂領域。"禮崩樂壞",許多宮廷樂師的地位有了很大的變化,保持周代禮樂最堅決的魯國的樂師們紛紛改行投奔他方。包括曾經教授孔丘彈琴的師襄,也跑到海邊另謀生路去了(《論語•微子》)。統治階級中的魏文侯就公開宣稱不喜歡聽古樂,聽到師經彈奏新聲琴曲,他竟不由自主地手舞足蹈起來(《史記》)。墨翟在他的《非樂》中反對的"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爲王公大人所"獨聽之"的局面,也有了很大的改變。宮廷之外也出現了以琴見長的名手。鄒忌就是"以琴見齊威王",受到了齊威王的重用的,他"三月受相印,一年封於下邳"(《史記》)。莊周在寓言故事中説:兩個朋友爲悼念子桑戸之死,"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也是這種新情況的反映。當時,齊國的首都臨淄甚至出現了"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築、彈琴。(《戰國策•齊策》),這樣繁榮昌盛的景象。在音樂文化發展的基礎上,於是有了伯牙、雍門周,這樣一些傑出的民間琴家。

關於伯牙的傳説,初見于荀況的《勸學》篇,其中寫道:"昔者瓠巴鼓瑟,而沈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用誇張的筆法,極言其音樂演奏的生動美妙,甚至魚兒都從水中鑽了出來諦聽,馬兒都忘記了吃食,仰起頭來欣賞。另外,在《呂氏春秋》和《列子》中,有一則故事説:伯牙在彈琴的時候,無論是表現"巍巍乎志在高山",還是表現"洋洋乎志在流水",鍾子期都能心領神會。子期死後,伯牙痛失知音,從此再也不鼓琴了。這個故事一直爲後世所傳誦,把伯牙和子期的友誼作爲典範,於是"知音"就成了"知己"的同義語了。

雍門周也是戰國時代的一位民間琴家。他居住在齊國首都的西門,當時稱爲"雍門",於是人們都稱他爲"雍門周"。有一次他帶著琴去見孟嘗君,孟嘗君想故意爲難他,説:"先生彈琴也能使我悲哀嗎?"雍門周直率地回答説:"聽曲的人必須自己有過不幸的經歴,才可能對悲曲引起共鳴,象你這樣養尊處優,是不容易領會悲哀的含義的。"孟嘗君承認説:"的確是這個道理。"雍門周接著又指出了孟嘗君當時的處境,説他曾經得罪過秦、楚兩個強大的國家,隨時有被秦、楚滅亡的危險。同時,還爲他描繪出國破家亡之後,他的墳墓荒涼的景象。然後,雍門周才慢慢地彈起琴來。彈完之後,孟嘗君傷心地説:"聽了你彈的琴曲,使我立即像是一個亡國之人了"(《桓譚新論•琴道篇》。這個故事和伯牙學琴的故事,有異曲同工之處,它指出:即使是音樂欣賞者,也需要有自己的生活經歴作爲基礎,否則對音樂作品是不容易深入理解的。在一定的意義上講,這個故事體現了音樂藝術是生活的反映,這一唯物主義的音樂觀。

(文人琴人
孔子是春秋時著名的教育家、音樂家。孔子和他所開創的儒家學派,非常重視音樂的社會作用和教化作用。孔子自己喜歡彈琴,曾學琴于師襄,他的認真和努力,使師襄大爲感動。孔子作有琴曲《陬操》,以傷悼被趙簡子殺害的兩位賢大夫,現存琴曲《龜山操》、《獲麟操》、《猗蘭操》相傳也是孔子的作品。按照周代的禮制,"士無故不撤琴瑟"(《禮記•曲禮下》)。《詩》三百篇孔子皆"弦歌之",儒家師徒喜愛琴瑟"弦歌不輟"的榜樣,身爲後世的文人士大夫所傾慕,使得琴樂的古老傳統代代傳習,不斷發揚光大。)

 第二節 琴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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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漢

 第一節 琴人

司馬相如(公元前179一前118)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以辭賦見稱。他是爲漢武帝的樂府作歌的著名作者。早年他 "家徒四壁", 比較貧困。有一次,他在富豪卓王孫家作客,即席彈奏琴曲,引起卓王孫的女兒文君的愛慕。卓文君不顧父親的反對,毅然和司馬相如私奔(《史記•司馬相如傳》)。琴界根據這段故事,創作了《文君曲》、《鳳求凰》等作品,來讚揚他們的愛倩。傳説司馬相如富貴之後,又打算"聘茂陵女爲妾"。卓文君非常氣憤,演唱了琴曲《白頭吟》來表示決絶和抗議,從而制止了司馬相如娶妾的企圖(《西京雜記》)。這些愛情歌曲和傳説,多出現在封建社會初期。隨著地主階級地位的轉化和儒家思想控制的加強,這類題材在琴曲中就較少見到了。

司馬相如因爲彈琴,博得卓文君的愛情,説明他的琴聲是很有魅力的。在他的《美人賦》中,就提到《幽蘭》、《白雪》這些琴曲。在《長門賦》中,更進一歩描繪了古琴演奏時的具體情況:"授雅琴以變調兮,奏愁思之不可長;案流徴以卻轉兮,聲幼妙而複揚。貫暦覽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卯。"運用左手的"案"(按)指和右手"卻轉"的指法,奏出樂音"流徴",音樂由弱變強,從"奏愁思"到"意慷慨",情緒逐歩發展變化。陳皇后被漢武帝冷落之後,獨處在長門宮内,求司馬相如作《長門賦》來感動漢武帝,這就是《長門斌》的來歴。後人運用這一題材創作了琴曲《長門怨》。司馬相如是漢代最早對琴界産生影響的文人之一,他所用的一張琴名叫"綠綺", 也因此而出名。

師中、趙定、龍德,他們是西漢中葉宮廷中的鼓琴待詔。當時的統治者在徴集民歌的同時,也從各地選拔一些民間的優秀藝人,這些人來自民間,和人民有著廣泛的聯繫,他們的演奏在群衆中有深遠的影響。師中是漢武帝時期,東海下邳(今江蘇宿遷)地方的名琴手。在他的影響下,當地有不少人喜好彈琴,過了一百多年以後,劉向還在他的《別録》中寫道:"至今邳俗猶多好琴"。趙定是渤海人,龍德是梁國人。漢宣帝年間,皇帝"欲興協律之事",由丞相把他們從民間選拔出來,待詔於宮廷。據記載:趙定這人不大愛講話,是個很安靜的人,可是奏起琴來,卻能使聽衆 "多爲之涕泣"(《後漢書•劉昆傳注》。聽琴而被感動得"涕泣",可見演奏者水平之高。同時,也説明聽者是有相應的鑒賞能力的。師中、趙定和龍德都有著述、作品,以龍德的最多。《漢書•藝文志》中寫道:"師氏七篇、趙氏十篇、龍氏九十九篇。"沒有記載篇名,但由於劉向説過:"雅琴之事皆出龍德《諸琴雜事》中。"才知道龍氏著作中有《諸琴雜事》這樣一個名稱。這個《諸琴雜事》很可能是集大成的巨著,可惜原書早已不存,連轉述的片斷也難以見到了。

劉向(公元前79一前8)字子政,他在元帝、成帝時代,多次上書彈劾宦官、外戚,被兩度下到獄中。他是一個博覽群書的學者。從漢武帝發動民間獻書,到了成帝時"百年之間,書集如山。"劉向負責校書二十多年,他對琴也頗多論述。明代《琴書大全》中載有他的《琴説》,原文是:"凡鼓琴,有七例:一曰明道德,二曰感鬼神,三曰美風俗,四曰妙心察,五曰制聲調,六曰流文雅,七曰善傳授。"據理解,前三條講琴的作用:第一是思想内容,第二是藝術感染力,第三是移風易俗的社會效果。後四條講創作過程:首先以"妙心"體察客觀情状,其次創造聲調加以反映,接著對它加工潤色,最後通過完善的演奏表達出來。這七例扼要地概括出琴曲的演奏目的和創作方法。由於沒有釋文,對上述原文,在理解上還可以進一歩探討。總之,對於産生於兩千年前的琴論,我們是應該重視的。

王政君趙飛燕(略)

桓譚(約公元前23年一公元後50年)的父親是成帝時的太樂令。他從小就受到音樂教育,他自己也做過掌樂大夫,對音樂有著濃厚的興趣,曾説:"我志樂聽音終日而心不足。"一天到晩聽音樂還嫌不足,可見其對音樂之酷愛。他對音樂是内行,因而對於那些徒具形式的"雅樂"很不滿意,主張在音樂中有新的創造。他公開承認:"餘頗離雅操而更爲新弄"(《新論》)。這在當時的保守勢力看來,顯然是大逆不道的行爲。特別是他的演奏竟然取得了光武帝的欣賞,這就更加激起了他們的不滿和攻擊。大司空宋弘憑著他的權勢,把桓譚叫到自己的官邸,也不請他坐下,就板起面孔嚴加訓斥:"讓你做官是'輔國家以道德',而你卻'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這還了得!你是否想要受懲辦?"受到了這樣的高壓和威脅,桓譚的處境非常困難。光武帝再一次請他彈琴時,他顯得很不自然,連光武帝也感到他頗失常態。於是朱弘乘機大講了一通雅頌之道,並取消了桓譚在宮中"給事中"的官職(《藝文類聚》引《東觀漢記》)。桓譚在哲學思想上能堅持唯物主義,敢於反對皇帝所熱衷的讖緯神學,因而被加上"非聖無法"的罪名,貶官流放,死於途中。

桓譚著有《新論》一書,針對儒家的天命觀進行了批駁。其中有《琴道篇》,是專門寫琴的。原書已不存,從後人輯録的不完全材料看來,《琴道篇》包括有琴論、琴史和琴曲介紹幾個方面。據《後漢書》説:桓譚的《琴道篇》沒有寫完,是後來肅宗命斑固續成的。從現存的材料來看,很多地方反映了儒家的音樂思想,和歴史記載中桓譚的觀點頗有抵觸。特別是在琴論方面,基本上是復述《樂記》中的有關言論,如説:琴可以通萬物,可以禁止邪心,因而它是"八音"之首等等。文中"大聲不振華而流漫,細聲不湮滅而不聞"兩句的意思是説琴聲強弱都不要過分,由於頗有道理,因而常爲人所引用。琴史方面介紹了師曠和雍門周等琴人的傳説、事迹。在探討琴的首創者時,認爲:是神農還是伏羲 "諸家所説,莫能詳定。"在介紹"文王、武王各加一弦,以爲少官、少商"的説法時,指出:"説有不同"。對於上述問題的論述和介紹,採取了客觀的態度。(次段略)

到了東漢末年,在農民起義的打擊下,統治階層内部的矛盾更趨尖鋭。著名的文人琴家蔡邕,就是生活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中。

蔡邕(公元132一192)字伯喈,陳留圉(今河南杞縣)人,年輕時就以善彈琴而知名。朝中權貴向桓帝推薦他出來做官,並通過陳留太守把他調赴京都洛陽。但蔡邕不滿宦官專權,從家郷出發,走到半路就稱病返回故郷。回來時,寫了一首《述行賦》,通過沿途所見,諷刺當局的荒淫奢侈。通過對於"人徒凍俄,不得其命者甚衆"的淒涼景象的描寫,表達他"心憤此事"的感情。以後,他雖做了郎中、議郎一類官,也因爲彈劾宦官權貴,被流放到朔方。遇赦歸來時,又對當地宦官勢力五原太守很不客氣,因而再度受到迫害。從此他"亡命江海,遠迹昊會",流亡避禍達十二年之久。在此期間,他創作了著名琴曲《蔡氏五弄》。

《蔡氏五弄》包括五首作品,即:《遊春》、《淥水》、《幽居》、《坐愁》、《秋思》。據説這五首琴曲是他去山中訪問鬼谷先生後,用了三年時間寫成的。這五首作品在當時就受到人們的重視,歴經各代,一直到唐代都享有盛名。康在《琴賦》中,把它列爲當時流行的"謠俗"作品一類。隋代的《琴暦》,唐代的文字譜《幽蘭》卷子中,都列有這五首曲目。詩人李白、李賀、王維等都曾借這些題目作詩。宋人朱長文説:"伯喈所以寓其哀思者,蓋在此五曲,特假物以名之耳。"認爲是借寫景來寄託他的哀思,這是很有道理的。現存明代琴譜中的《蔡氏五弄》,並非當時的原作,其歌詞都是出自《樂府詩集》,曲調也平庸,是後人的擬作,沒有什研究價値。(次段略)

蔡邕在琴界的影響是很大的,漢魏之際,在他的故郷陳留,就先後出現了阮瑀、阮籍、阮咸等以琴見稱的名士。做過呉國丞相的顧雍,也是蔡邕旅居呉地時的得意門生。蔡邕的女兒蔡琰,深受其父的教誨,以詩詞、音律馳名琴壇。民間流傳有不少關於蔡邕的故事。《蔡邕別傳》中説:呉人燒飯時,木材爆裂的聲音被蔡邕聽到後,立即辨認出是做琴的良材。用它來造成琴以後,果然音響極好。由於尾部已被炊火燒焦,於是有"焦尾"琴之稱。至今琴的尾部仍稱作"焦尾",就是根據這個故事來的。又如:蔡邕彈琴,偶而斷了一根弦,他的女兒根據聲音,指出是斷了第幾根弦,父親又故意試斷其他弦,她也能辨別出來,等等。這些故事,不僅説明了蔡邕父女具有鋭敏的聽音能力,更主要的是表達了對他們高超的音樂修養的敬佩。

有一部重要的琴學文獻,名爲《琴操》據傳也是蔡邕所撰。它是現存介紹早期琴曲作品最爲豐富而詳盡的專著。原書已佚,經後人輯録成書。包括有:詩歌五首、九引、十二操和河間雜歌二十多首。書中對毎首作品的有關故事内容都作了介紹,這些故事帶有濃厚的民間傳奇的色彩,往往和史書有很大的出入,所以《樂府解題》説:"《琴操》紀事好與本傳相違。"其實,不拘泥於史實,根據人們的願望加工創造,正是民間創作的特點之一。看來,本書是彙集了民間傳説而成。全書彙集的五十多首作品,絶大多數都是先秦的題材,只有兩、三首是西漢題材,因而成書的時間應不遲於漢代。同時,書中作品大多附有歌辭,或釋之爲"歌",這也是早期作品的特點。關於這本書的作者是誰,是有分歧意見的。主要是因爲《漢志》中未曾將《琴操》列入,而隋、唐的《藝文志》中記載是晉代孔衍所撰。史書記載,並不是絶對可信而沒有謬誤之處。六朝人劉昆注《後漢書》,唐人李善注《文選》時,都曾明確肯定《琴操》爲蔡邕所撰。清代人馬瑞辰認爲它是蔡邕的《敘樂》中的一部分,而孔衍只不過是傳述者。從該書主要採用大量漢代以前的題材看來,説是和當時琴界具有廣泛聯繫的蔡邕所撰,比較可信。

 第二節 琴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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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

 第一節 琴人

蔡琰(公元177——?)字文姫,她是著名琴家蔡邕的女兒。漢末軍閥混戰中,她被亂兵所擄,後輾轉流入南匈奴,居留十二年之久,做了匈奴人的妻子,生了兩個孩子。建安十二年,曹操因爲和蔡邕的友誼,把蔡琰贖了回來,再嫁給董祀。蔡琰從小受父親的教育,因而"博學有才辯,又妙於音律"(《後漢書•董祀妻傳》。她有很好的記憶力,其父蔡邕的著作在戰亂中散佚,曹操曾命她追録出來,其中有可能包括一部分音樂著作。她在《悲憤詩》中,表現流亡南匈奴時的思郷之情,和返郷時離別兩個孩子的骨肉之情,真切感人,對後世頗有影響。唐代的《大胡笳》、《小胡笳》和南宋以來的《胡笳十八拍》就是以此爲題材的琴曲。

杜夔(公元188前——220後)原爲漢末的樂官。他"邃於聲律,聰明過人,絲竹八音,靡所不能"。曹操任他爲軍謀祭酒參太樂事。《魏志》中説:"教習講肄,備作樂器,紹複先代古樂,皆自夔始也"。長期戰亂後散佚了的傳統音樂,經過杜夔的努力,有不少恢復。在琴曲方面,他"妙於《廣陵散》",康所擅長的這首名曲,就是從他的兒子杜猛那裏學得的(《琴史》、劉籍《琴議》)。

阮瑀(?——公元212)是蔡邕的同郷,幼時從蔡邕學習。他曾在曹操舉辦的宴會上彈琴作歌,深得曹操的重用。當時文壇有名的"建安七子",其中就包括有阮瑀。他的音樂修養對家人很有影響,他的兒子阮籍,孫子阮咸,都是 "竹林七賢"中以琴見稱者。

阮咸(生卒年不詳)字仲容,是阮籍的侄兒,他精於琵琶。當時所用的琵琶,和後世從龜茲傳來的曲項琵琶不同,人們爲了加以區別,就稱之爲"阮咸",後簡稱爲"阮",一直沿用至今。他不僅長於演奏,還精于作曲。唐代流行的琴曲《三峽流泉》,據《樂府詩集》引《琴集》説是"阮咸所作"。李季蘭在《三峽流泉》一詩中,生動地描繪了它的音樂表現,並有:"憶昔阮公爲此曲,能使仲容聽不足"的詩句。他的兒子阮瞻 "亦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長幼賁賤,皆爲彈之"(《琴史》)。他爲了滿足人們欣賞琴曲的要求,甚至可以整天連夜地爲人們彈奏,沒有一點不耐煩的表示。

阮籍(公元210——263)與康都是反對司馬氏簒奪曹魏政權的名士。司馬氏後來改國號爲"晉",先利用"名教"來鞏固其統治,阮、就提出"自然"來與之對抗,並對司馬氏一夥表示極大的蔑視。阮籍"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對那些逢迎當權者的人們,不屑於正眼相看,因之"禮法之士疾之如仇"。在司馬氏殘暴陰險的統治之下,隨時都有可能遭到殺身大禍。阮籍在他的《詠懷詩》中,只能以隱晦的筆法,表達自己的見解。爲避當政者尋釁迫害,平時講話都得非常謹慎,他經常以醉酒佯狂來掩飾自己的心境。琴曲《酒狂》,就是表達他這樣的心境的作品。

(公元223——263)他和阮籍的處境相同,但比阮籍更加鋒芒畢露。他"非湯武而薄周孔",將矛頭直指當政者,爲司馬氏所不容,終於遭到殺害,死時才四十歳。臨刑之前,他先瞧太陽的影子,算時間還來得及,就要來一張琴,從容地彈奏了一曲他平生喜愛的《廣陵散》, 然後歎息説:"昔袁孝尼曾從吾學《廣陵散》,吾毎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絶矣!"對於這首優秀作品無人繼承下來,表示無限的惋惜。以後人們往往把再也見不到的美好事物,稱之爲"廣陵散",把它當作"絶響"的同義語。當時還流傳了一些袁孝尼學琴、續曲的故事,以及康如何學得此曲的神話。康死後《廣陵散》其實並沒有絶響,反而得到更大的發展。(次段略)

康的《琴賦》,實際上是一篇音樂評論文章。在序言中他明確地肯定了音樂的作用,説音樂 "可以導養神氣,宣和情志,處窮獨而不悶者,莫近於昔聲也。"

康確實是喜愛音樂的,他在《琴斌》序中説:"餘少好音聲,長而習之,以爲物有盛衰而此無變。滋味有厭,而此不倦。"他有著豐富的音樂實踐,對傳統及當代的琴曲非常熟悉。《琴賦》中提到許多琴曲作品,包括傳説中師曠演奏的《白雪》、《清角》,以及古代的:《淥水》、《清徴》、《堯暢》、《微子》等曲目。他還根據自己的見解,把當時流行的作品分爲兩類。一類是"曲引所宜"的優秀琴曲,即:《廣陵止息》、《東武太山》、《飛龍》、《鹿鳴》、《鵾雞》、《遊弦》、《流楚窈窕》;一類是"下逮謠俗"的通俗琴曲,即:《蔡氏五弄》、《王昭(君)》、《楚妃(歎)》、《別鶴(操)》。這兩類曲目多見於相和歌曲。這些曲目和蔡邕《琴賦》中的一樣,爲我們瞭解琴曲和民歌的聯繫提供了可貴的依據。

康很懂音樂,在他的《琴斌》中,不只是用許多生動的形象來比喩音樂的表現,而且還具體而細緻地分析了一般琴曲從開始到結尾的一系列表現特點和發展過程。開始時是:"徘徊顧慕,擁鬱抑按,盤桓毓養,從容秘玩。"描繪出樂曲從容而徐緩地把人們引入意境。接著在發展變化中出現了不同的曲調:"雙美並進,駢馳翼驅,初若相乖,後卒同趣"。開頭像是互不相關,終於殊途同歸。樂曲到緊張激烈的高潮時,更是 "參譚繁促,複疊攢仄,縱橫駱驛,奔遁相逼,拊嗟累贊,間不容息。"形容樂曲繁聲疊句,句句相通,令人緊張得透不過氣來。到樂曲的結尾處,是"微風餘音,靡靡猗猗",給人以無限回味的餘地。在這些精細而生動地描繪之中,還時而穿插了一些頗爲精闢的音樂評論,如:"或相淩而不亂,或相離而不殊,""疾而不速,留而不滯"等等。這些描繪和評論,非常親切而具體,可以使人深刻地接受到當時音樂藝術發展的高度水平。如果不是深入音樂實際,具有切身體會,是不可能寫得這樣生動的。

康不僅是出色的演奏家、評論家,同時還是著名的琴曲作者,其代表作品是《氏四弄》。這四弄包括:《長清》、《短清》、《長側》、《短側》四首琴曲。前兩首的内容是借描繪雪的潔白無塵,以歌頌他所向往的清風高節。後世常把這四弄和《蔡氏五弄》合稱"九弄"。宋代的楊瓚曾向民間搜求這四弄的傳譜,結果應徴了十多種,可見這些琴曲影響之深,流傳之廣。另有一首反映了老莊思想的《玄默》,據傳也是他的作品。此外還有《風入松》等。這些作品見於現存明代刊傳的譜集,但未必都是原作。

左思(公元255——305)幼時學習彈琴和書法本來並不出色,後來聽到父親對友人議論他説:"這孩子遠不如我小時懂事。"於是發憤勤學苦練,成爲晉代著名文人。他出身於寒門,在當時的門閥制度下不得仕進,他在詩作中對此進行了露,並表達了自己的抱負和對權貴的蔑視。《神奇秘譜》中收有琴曲《招隱》,並在解題中全文引録了他的兩首同名詩作。詩中歌詠隱士的清高生活,表現出不肯與權貴同流合汚的精神。《神奇秘譜》中還有《秋月照茅亭》、《山中思友人》,也有人認爲是他的作品。另外,《琴談》一書中説他:"作有《穀口引》以招隱,又作《幽蘭》。"這些作品基本上都貫穿著隱逸思想,這不僅是晉代作品的主要題材,而且一直影響到後代。(次段略)

劉琨(公元271——318)出身在"世爲樂吏"(《樂書》)的家庭。他從小就熟悉並熱愛音樂,以後投身於北方民族戰爭的前線,歴經艱苦,最後以身殉職。他的詩文悲壯激越,具有強烈的愛國思想。他被 "胡人"包圍期間,曾採用漢劉邦以楚歌瓦解楚軍的辦法,吹奏起北方民族的胡笳,引起了"胡人"思郷之情,從而解除了圍困。他所創作的《胡笳五弄》包括:《登隴》、《望秦》、《竹吟風》、《哀松露》、《悲漢月》這五首琴曲。隋唐之際的著名琴師趙耶利,曾將這五首琴曲加以修訂編入譜集。現存唐人手寫的《幽蘭》文字譜後列有這五個曲目,可見它們一直流傳到了唐代。唐代盛行的《大胡笳》、《小胡笳》有可能是吸收並繼承了《胡笳五弄》的藝術成果。這些作品將胡笳音調編入琴曲,描寫塞外荒漠蒼涼的氣氛,抒發思郷和愛國的感情。

著名詩人陶淵明(公元365——427)雖不精於音樂,卻在詩篇中經常提到琴,如:"樂琴書以消憂"、"但得琴中趣,何勞弦上聲"等。他的詩文對琴曲頗有影響,用他的《歸去來辭》譜成的琴歌,至今仍有流傳。琴曲《桃源春曉》,也是根據他的《桃花源記》一文的意境而作。

 第二節 琴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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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

 第一節 琴人

南朝的君主和諸侯王大多愛好文學和音樂,在他們的倡導下,出現了不少文人琴家。一些出身於庶族寒門的文人,由於士族門閥制度的限制,經常處於不得志的境地。他們往往憤世嫉俗,隱遁逃世,以琴書自娯。戴顒、宗炳、柳惲、柳諧是當時較有影響的琴人。

戴顒(公元377——441)他的父親戴逵是晉代著名琴家,曾拒爲王門伶人,很得輿論稱道。戴顒與其兄戴勃繼承了父親的琴學,而且很有創建。《宋書•隱逸傳》中説他們:"各造新聲,勃五部,顒十五部,顒又制長弄一部,並傳於世。"戴氏兄弟創作新聲之多,在早期琴家中是罕見的。他們的創作是在傳統的基礎上加工發展,在當時很有影響,因而有"並傳於世"的説法。戴顒所奏之曲"並新聲變曲,其《三調遊弦》、《廣陵止息》之流皆與世異。"這兩首琴曲都是康在《琴賦》中所稱道的。戴顒和康同郷,都是譙郡銍人。看來戴顒是繼承了康關於琴的傳統。但是又"皆與世異",説明他能推陳出新,有所發展,而不是拘泥古調,墨守成規。對於民歌他也進行過加工改編,"嘗合《何嘗》、《白鵠》二聲以爲一調,號爲《清曠》。"《何嘗行》和《白鵠》是反映愛情生活的相和歌瑟調曲,兩首民歌的歌辭内容比較接近,把它們合爲"一調"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號爲《清曠》",就帶有當時玄學、清談的氣味,可能已經離開原有傳統民歌的主題,表現文人的趣味和好尚。象《清曠》這類作品,在琴譜中並不少見,往往從標題上看是文人的東西,而其曲調卻是吸收了民間的創作成果。著録中有《戴氏琴譜》四卷,可惜原書已不存。戴顒還在重塑藝術方面具有才能,如:當時有人鑄造了一尊佛像,總不令人滿意,顯得面孔太瘦,後來經戴顒的指點,削減了肩胛,才克服了原來的缺點。

宗炳(公元374——443)和戴顒一樣,也是兼長音樂和美術的藝術家。他"妙善琴書",又愛畫山水。曹"遠陟荊巫,南登衡嶽。"毎次出遊,常流連忘返。以後年老多病,擔心名山大川不能遍遊,就畫出所遊之處,張挂在室内。他曾對人説:"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可見他的演奏很富於想象,琴聲畫意已經融爲一體。他演奏的琴曲題材一定會渉及山水景色,這也和當時盛行山水詩的風氣是互相吻合的。現存琴曲中這類題材不少,當與這一時期的文人風尚有關。宗炳還擅長演奏一首叫作《金石弄》的琴曲,這首曲子曾爲晉代桓氏家族所推重。劉宋當局曾特地派了樂師楊觀去向宗炳求教(《宋書•隱逸》)。

柳惲(公元497前——503後)是南齊時琴家。他"雅善音律,尤篤好於琴。"他父親柳世隆以"雙瑣"指法出衆,人稱"柳公雙瑣"。柳世隆説過:"馬弰第一,清談第二,彈琴第三。"可見彈琴在他生活中佔有重要地位。柳惲"毎奏其父曲,常感思,複變體,備寫古今。"也是一位能在傳統的基礎上進行變革的琴手。他的琴藝主要學自劉宋時期的兩位著名琴師,元榮羊蓋。這兩人是戴逵的學生。柳惲能兼取兩家之長,融會貫通。竟陵王子良稱讚他"巧越心,妙臻羊體,良質美手,信在今辰。"説他在内容的表達方面超越了元榮,在形式表現方面達到了羊蓋的水平。梁武帝也讚揚他説:"其才藝足了十人。"他還有《清調論》和《樂議》等音樂理論著作(《南齊書》)。

柳諧,北魏琴家。由於能創新,向他學琴的人很多,在北魏頗有影響。《琴史》中説他:"有文學,善鼓琴,以新聲手勢,京師士子翕然從學。"

 第二節 琴曲(略)

(《幽蘭》譜序中著重介紹了傳譜者丘明的情況,説他是"會稽人也,梁末隱於九嶷山,妙絶楚調,于《幽蘭》一曲尤特精絶"。還説他臨終前一年,才傳授給宜都人王叔明。他于隋開皇十年死在丹陽,享年九十七歳。譜序中並沒有一句提到琴曲和孔丘有關的話,此亦可證明《幽蘭》與《倚蘭》並非同一琴曲。看來,丘明的一生都是活動在南方,所以他才"妙絶楚調",但《幽蘭》一曲卻未必屬於楚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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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

 第一節 琴人

隋代雖然只有三十多年,在音樂方面卻頗爲活躍。民間琴手有李疑、賀若弼,文人琴士有王通、王績兄弟,他們都有創作傳世。

李疑人稱"連珠先生",這是因爲他使用的琴,腰部有連珠彩弦的裝飾,名爲"連珠"的縁故。隋代的《琴暦頭簿》中的《連珠弄》,有可能是他的作品。他作有《草蟲子》、《規山樂》,"又綴三十六小調",這可能是組合許多通俗小曲編成的琴弄。他還善於彈奏《胡笳五弄》中的《竹吟風》、《哀松露》(《琴談》、《廣博物志》)。

賀若弼,後世流傳的宮聲十小調就是他的創作。這十個小調是:《石博金》、《不換玉》、《泛峽吟》、《越溪吟》、《越江吟》、《孤憤吟》、《清夜吟》、《葉下聞蝉》、《三清》,另有一首曲名失傳,有人稱之爲《賀若》。蘇東坡詩有:"琴裏若能知賀若,詩中定合愛陶潛",可見它和陶詩的意境是一致的。宋太宗嫌這些作品的名稱不"文雅",曾把《石博金》改名爲《楚澤涵秋》,把《不換玉》改名爲《塞門積雪》(《續湘山野録〉)。其中《清夜吟》見於明代的《西麓堂琴統》,共三段,各段的標題爲:《一輪秋月》、《四顧寂客》、《東方既白》,是一首短小的琴曲。

王通(公元?——615)號"文中子",有濟蒼生之志,見隋文帝之策不能用,隱居于汾水之曲。他在汾亭鼓《南鳳》等曲,被釣者評爲"有廊廟之志",但"聲存而操變矣"。於是痛感時勢不合,而作《汾亭操》。現存《古交行》一曲,傳爲他的作品。

王績(公元585——644)號"東皐子",是王通的弟弟。早年有邊"覓封侯"的願望,但因統治者未加重用而深感不滿,棄官不仕,隱於東皐,接受了老莊思想,沈緬於醉郷。他有一首詩説:"阮籍醒時少,陶潛醉日多,百年何足度,乘興且長歌。"正是作者自己的寫照。他的詩風淳樸直摯,脱離了六朝習氣,爲唐詩新風開了先路。他曾"加減舊弄,作《山水操》,爲知音者賞。"這裏的"加減舊弄",應是指在傳統基礎上的加工改編。

隋代琴家多長于創作,而唐代琴家則更多地在演奏藝術方面有所発展,特別是在捜集、整理和加工傳統曲目方面的成就更爲突出。著名琴家有:趙耶利、董庭蘭、薛易簡、陳康士、陳拙等。

趙耶利(公元563——639)曹州濟陰人(今山東曹縣附近),是隋唐之際的著名琴師。人們尊重他在琴藝上的成就,而稱之爲"趙師"。他"所正錯謬五十餘弄,削俗歸雅,傳之譜録"。現存唐代手録的《幽蘭》卷子後面所列的五十多首曲目中,就包括有趙耶利所修訂的《胡笳五弄》。這五十多首琴曲,很可能是他當年整理的全部琴曲。《唐志》中列有他所撰的《琴敘譜》九卷、《彈琴手勢譜》一卷,《宋志》中又有他的《彈琴右手法》一卷。別人在他的譜序中稱他:"弱年潁悟,藝業多通。束發自修,行無二遇。清虚自處,非道不行。筆妙窮乎鍾、張,琴道方乎馬、蔡"(《琴史》)。是一個專心致志而又多才多藝的琴家,在琴學上可以與司馬相如、蔡邕相比美。受他傳授的弟子有宋孝臻、公孫常、濮州的司馬氏等,都是一代名手。他對當時流行的各琴派有深刻的認識,曾經精闢地指出:"呉聲清婉,若長江廣流,綿延徐逝,有國士之風。蜀聲躁急,若激浪奔雷,亦一時之俊。"用形象化的生動語句,準確地概括了呉、蜀兩派的風格特點,至今仍不失其意義。在演奏技法中,他認爲只用指甲"其音傷慘",只用指肉"其音傷鈍",主張"甲肉相和,取音温潤。"他這種奏法爲後世所廣泛採用。

董庭蘭(約公元695——約765)隴西人,是盛唐開元、天寶間的著名琴師。當時琴界盛行沈家聲和祝家聲,他向鳳州參軍陳懷古學得了這兩家的聲調,並把其技長的《胡笳》曲整理爲琴譜。他的學生鄭宥聽音敏鋭,調弦"至切","尤善沈聲、祝聲"。另一個弟子杜山人也頗能青出於蘭。戎昱在詩中贊他:"沈家祝家皆絶倒。"幾十年之後,姜宣演奏的琴曲《小胡笳》,被稱爲:"哀笳慢指董家本"(元稹:《小胡笳引》。這時董庭蘭的名聲和影響,已經超過並取代了沈、祝兩家。

董庭蘭有著出神入化的演奏技藝,這在李頎的《聽董大彈胡笳聲》一詩中,有著生動的敍述:"言遲更速皆應手,將往復旋如有情。"説他在遲速變化中得心應手,旋律住複中都富於表情。美妙的音樂把詩人引進了一個想象的境地:"幽陰變調忽飄灑,長風吹林雨墮瓦。迸泉颯颯飛木末,野鹿呦呦走堂下。"音樂的表現力是如此豐富、感人。如果沒有董庭蘭的出色演奏,李頎這首描寫音樂的名詩,是不可能産生的。

董庭蘭的琴藝聲望很高,在當時廣泛受到人們的讚揚,不少文人和他有交往,他編寫的譜集,有善贊大夫李翺爲之撰寫序言。高適在《別董大》詩中有:"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這樣的名句,頗能反映出一代名手譽滿天下的盛況。

高適的詩中還寫道:"丈夫貧賤應未足,今日相逢無酒錢。"説他窮得連酒錢都付不出。薛易簡也説:"庭蘭不事王侯,散發林壑者六十載。"可見,他的生活頗爲清苦。但是,由於他曾一度做過宰相房琯的門客,卻遭到了一些人的非議。著名詩人杜甫説:"庭蘭遊琯門下有日,貧病之老,依倚爲非。"《新唐書•房琯傳》中甚至説董庭蘭仗勢"數招賂謝",房琯爲替他申辯,因而被"罷爲太子少師"。這一説法很値得懷疑,有可能出自房琯政敵的惡意誹謗。他如果真的納賂,是不會如此貧困的。房琯以宰相之尊,也不致爲了一個門客而罷官。在崔的詩中,熱情讚美了他和房琯的關係:"七條弦上五音寒,此樂求知自古難。唯有河南房次律,始終憐得董庭蘭。"

董庭蘭的作品見於記載者不多。《神奇秘譜》中有他作的《頤真》一曲,曲調明快流暢,素材精煉,結構完整,是很有特點的小品。

薛易簡和董庭蘭大體同時而稍晩,在天寶中以琴待詔翰林。他九歳學琴,十二歳就已經會彈黄鍾雜調三十曲。特別工於《三峽流泉》、《南風》、《遊弦》三弄。十七歳彈大、小《胡笳》、《別鶴》、《白雪》等十八首傳統琴曲。以後更加刻苦學習,"周遊四方,聞有解者,必往求之"。經過這樣廣泛地學習,前後共彈奏過雜調三百、大弄四十,接觸琴曲數量之多,在琴壇是罕見的。但他主張學習琴曲要少而精,認爲:"多則不精,精則不多。"因此,他只對少數優秀曲目精益求精,並不是毎一曲都下同樣的功夫。

他著有《琴訣》一卷,其中發展了劉向《七例》的説法,把琴的作用概括爲:"可以觀風教,可以靜神慮,可以壯膽勇,可以絶塵俗,可以格鬼神。"這比漢代"琴者,禁也"的濫調要高明多了,而且比較全面、切合實際。他認爲僅僅滿足於:"用指輕利,取聲温潤,音韻不絶,句度流美"還是不的,必須注意到"聲韻皆有所主",亦即藝術手法必須服從於内容表現。這種見解無疑也是很正確的。他強調演奏時要"定神絶慮,情意專注。"爲此,規定了演奏"七病",如:不得"瞻顧左右"、"搖身動手"等,對演奏恣態有著嚴格的要求。宋、元以來的琴書對上述論説多加以轉載,後世在此論的基礎上,又演變出許多鼓琴規則。

陳康士,僖宗(公元874一888)時人,曾向東嶽道士梅複元學習琴法。在自敍中説:"余學琴雖因師啓聲,後乃自悟,遍尋正聲:《九弄》、《廣陵散》、二《胡笳》,可謂古風不泯之聲也。"這裏講的"自悟",是講他已經可以脱離老師的"啓聲",獨立地自己去"遍尋"古代名曲,説明他對傳統作品是下過一番功夫的。經過刻苦地研究琴學傳統,他發現:"自元和、長慶以來,前輩得名之士,多不明於調韻;或手達者傷於流俗,聲達者患於直置;皆止師傳,不從心得。"批評是尖鋭的。他認爲"前輩得名之士"很少懂得作曲原理,因而只能原樣照搬老師的傳授,自己沒有獨到的心得體會;要末只在形式上追求,以致"傷於流俗";要末過分拘泥於原樣,以致"患於直置",這樣是不會有所發展創新的。他爲了解決這個問題"佇思有年"。經過長期思考,"乃創調共百章,毎調均有短章引韻,類詩之小序。"在毎一首大型琴曲的前面配合一首"短章",作爲"引韻",這種編輯體例一直沿續到了明代。他編輯有《琴書正聲》十卷,其中包括《蔡氏五弄》等傳統曲目共八十多首。又有《琴調》十七卷 《琴譜記》一卷,《楚調》五章一卷和《離騷譜》一卷(《宋志》)。其中《離騷》一曲見於明代的《神奇秘譜》,是他的主要創作之一,但後世此曲多有發展變化。

陳拙和陳康士大體同時,也是晩唐琴家。長安人,做過京兆戸曹。他向孫希裕學了《南風》、《遊春》、《文王操》、《鳳歸林》等琴曲。但是,當他拿著《廣陵散》譜去向孫希裕求教時,卻遭到了拒絶。可是陳拙並沒有因此而罷休,他又另外求梅複元教會了此曲。

陳拙關於琴曲的節奏有過一段精闢的論述:"前緩後急者,妙曲之分佈也。或中急而後緩者,節奏之停歇也。疾打之聲,齊於破竹;緩挑之韻,穆若生風。亦有聲正厲而遽止,響已絶而意存者。"這些對我們今天理解琴曲,也是有啓發的。他撰有《大唐正聲新徴琴譜》十卷(《唐志》),《琴籍》九卷(《宋志》)和《琴法數勾剔譜》(《太音大全》)等。
(次段「隋唐以来的琴壇出現了新的情況」略)

 第二節 琴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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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

 第一節 琴人

 1.北宋的琴僧師徒

貫串著北宋一百多年中,有一個琴僧系統。他們師徒相傳、人才輩出,始終在琴界有著重要地位。説他們是琴僧系統,因爲除爲首的朱文濟是宮廷琴師之外,以後各代都是和尚,當時尊之爲"大師"。

先説朱文濟,他在太平興國中(公元976——983)"鼓琴爲天下第一"。他是一個很有見解,敢於堅持正確意見的琴待詔。當時,宋太宗爲了樹立自己的聲望,打算把琴的七弦增爲九弦,理由是:周文、武都可以增加兩弦,我爲什不可以?他爲了要和周文士、周武士比高低,子是別出心裁,想出了再加兩弦的花樣。一時逢迎的人對此大加恭維。只有朱文濟從演奏的實際出發,大膽地提出了反對意見,説:"五弦尚有遺音,而益以二,今無所闕"(《琴書大全》),認爲沒有加弦的必要。由於朱文濟在琴界有很大的影響,他的反對自然使得皇帝大爲掃興。但皇帝不僅不聽他的合理意見,反而對他施加種種壓力,強令他用新制的九弦琴,爲近臣們演奏新曲。朱文濟不得已,只好用其中的七條弦演奏了一曲傳統琴曲。那些聽衆還以爲果真是用新琴演奏新曲。不懂裝懂的丞相爲了向皇帝獻殷勤,故意問道:"此新曲何名?"不料朱文濟卻老老實實地回答:"古《風入松》也!"他沒有爲皇帝的"盛事"捧場,反而當衆穿了權貴們的無知。相反,另一個琴師趙裔,由於能奉迎皇帝,不僅得到賞賜,而且得到報酬優厚的差使。儘管如此,朱文濟卻依然是"執前論不奪",充分表現出他"性沖淡,不好榮利"的藝術家的品格(《琴史》)。

他的得意門生是京師的慧日大師夷中,夷中又將琴技傳授給知日、義海。他們都是很有名望的琴僧。

夷中的另一個弟子義海,在京師(今河南開封)向老師學完之後,回到自己的老家繼續苦練。他在越州(今浙江紹興)法華山練琴,"積十年不下山,晝夜手不釋弦,遂窮其妙"。向義海學琴的人很多,但是沒有一人能及得上他;"天下從海學琴者輻輳,無有臻其奧"。他的奧妙在哪里?沈括《夢溪筆談》中指出:"海之藝不在於聲,其意韻蕭然,得於聲外,此衆人所不及也"。他和師兄知白一樣,妙在有自己獨到的意韻。正如他自己所説:"若浮雲之在太虚,因風舒卷,萬態千秋,不失自然之趣"(《琴苑要録》)。義海讀書能文,有著廣博的文學修養。韓愈的《聽穎師彈琴詩》被歐陽修譏之爲"聽琵琶",義海卻很不以爲然,他結合琴聲特點逐句闡釋,重新肯定了韓詩。他還總結琴曲的演奏速度的變化規律是:"急若繁星不亂,緩若流水不絶。"形象地指出:急促的曲調好象滿天的繁星那樣閃閃發亮,眩人眼目,卻籠罩在靜謐安詳的氣氛之中。緩慢的曲調象流水那樣,表面看來像是靜止不動,實際卻源源不絶進動不息(見《琴苑要録》)。

則全和尚是義海的學生。他在自己著述的《則全和尚節奏指法》中,發揮了義海琴曲方面的論述,對演奏理論有獨到的見解;同時,他所傳授的琴曲在當時也是最受歡迎的。

則全的弟子錢塘僧照曠在政和間(公元1111——1117),以彈奏《廣陵散》"音節殊妙"著稱(《春渚紀聞》)。宣和間(公元1119——1125)照曠長期住在中都(今北京市), 出入于貴人之門(《墨莊漫録》)。

 2.文人與琴家

北宋琴家經常與文人合作進行創作。著名文人如范仲淹、歐陽修、蘇軾、葉夢得、王安石等,都和琴人有交往。文人寫詞,琴人譜曲,創作了《醉翁吟》、《胡笳十八拍》等作品。這種詞曲結合的形式,在當時特別盛行。

歐陽修(公元1007——1072)在送別友人楊寘的宴會上,特地請他的琴師孫道滋"進琴以爲別"。同時,又寫了一篇《送楊寘序》,序文中主要講的是彈琴可以養生的道理。歐陽修被貶爲滁州太守期間,寫了一篇著名的散文《醉翁亭記》,這篇散文描繪的景色和意境打動了許多讀者。太常博士沈遵讀了該文之後,專門跑到滁州當地去觀光。他受到文章的啓發,"愛其山水,歸而以琴寫之,作《醉翁吟》一調。"此外,又創作有《曉鶯啼》、《隱士遊》等琴曲(《琴談》)。後來,歐陽修聽到沈遵創作的琴曲《醉翁吟》,非常感動,在詩中寫道:"《醉翁吟》以我名,我初聞之喜且驚。"詩人認爲琴曲寫出了自己的心意,"子有三尺徽黄金,寫我幽思窮崎嶔。"詩人還回憶起十年前寫作《醉翁亭記》時的情景,感觸很多:"世事多虞嗟力薄","心以憂醉安知樂"。

沈遵的《醉翁吟》傳開之後,引起了很多人的興趣,可能是琴曲過於器樂化的縁故,不少人打算爲它填上相應的歌詞,但都不理想。又過了三十多年,歐陽修、沈遵相繼去世。沈的琴友崔閑"常恨此曲無詞,乃譜其聲,請于東坡居士"。崔閑請蘇軾爲他所譜之聲填詞,由於兩人都很熟悉這一題材,合作得非常順利,"閑爲弦其聲,居士倚爲詞,頃刻而就,無所點竄。"蘇軾一字不改地即刻完成了這首琴歌的歌詞,使得琴曲大爲生色,在當時就傳爲佳話,並且一直流傳至今。

蘇軾(公元1037——1101)不只是開創了豪放派詞風的著名文學家,他在琴學方面的修養也是很深的。他曾經多次爲琴歌填詞,僅給琴曲《陽關曲》填的歌詞就有三種。兪樾:《湖樓筆談》卷六中説:"東坡集有《陽關曲》三首。一贈張繼願,一答李公擇,一中秋月。"蘇軾説:"琴曲有《瑤池燕》, 其詞不協,而聲亦怨咽,變其詞作閨怨"(趙德麟:《侯鯖録》)。可見詞家爲琴歌寫詞,在當時是很平常的事。

蘇軾著有《雜書琴事》十三則,其中一則説:"琴非雅聲,世以琴爲雅聲,過矣!琴,正古之鄭衛耳。今世所謂鄭衛,皆乃胡部,非複中華之聲。自天寶中,坐、立部與胡部合,自爾莫能辨者。"他指出了琴曲和民間音樂(鄭衛之音)的聯繫,以及民族文化交流結予琴曲的影響,是很有見解的。一些人常把琴曲説成是高不可攀的所謂"雅聲",蘇軾對此進行了有力地批駁。

蘇軾爲《醉翁吟》填詞之後,對這次創作是比較滿意的。他寫給沈遵的兒子本覺禪師法真的信中説:"二水同器,有不相入;二琴同聲,有不相應。沈君信手彈琴,而與泉合;居士縱筆,而與琴會,此必有真同者矣!"所謂"真同者"就是詞、曲作者共同的藝術境界。詞、曲的共同創作,增進了文人和琴人之間的友誼。

與蘇軾合作創作《醉翁吟》的崔閑是廬山上的道士。他彈奏過三十多首琴曲,並對於倚聲配詞很有興趣,特別是成功地創作了《醉翁吟》之後,興趣更濃了。他曾經把自己的琴譜注上"平側四聲,分均爲句",到處求人爲他填詞。有一次他遇到來廬山遊玩的詞人葉夢得,於是也象當年請求蘇軾那樣,要求葉夢得爲他的琴曲填詞。葉夢得(公元1077一1148)見到崔閑時才三十三歳。他小時也向信州道士呉自然學過琴,後來官至翰林學士。他的詩詞風格雖然深受蘇軾的影響,但是並不能象蘇軾填詞那樣可以"傾刻而就"。他應了崔閑之請,卻未能立即滿足崔閑的願望。以後,他找到《江外招隱》一曲,"倚此爲辭,以終閑志"(《避暑録話》)。

協律郎呉良輔曾把蔡琰、劉商、王安石、李元白諸家的《胡家十八拍》滙編爲一集。同時,又“獨取安石《十八拍》及《元豐行》譜歌六篇,協之音律,附于琴聲,爲《琴譜》一卷”(《玉海》引《中興書目》),這是先有詞後譜曲的例子。吳良輔的創作,是目前所知用蔡琰的故事譜爲琴歌的最早的記載。以前同類題材僅見于器樂化的琴曲,自比之後,琴曲與歌詞密切配合的《胡笳十八拍》,又陸續出現多種,看來是和吳良輔的影響有關。

 3.南宋的浙派

南宋建都臨安(今浙江杭州),臨安成爲當時的政治、文化中心。著名琴師多出在這一帶,稱之爲浙派,他們的傳譜稱"浙譜",以區別於以前的"江西譜"。浙派中以張岩的琴師郭楚望成就最大。他繼承並發展了傳統的琴曲,有一些頗具特色的琴曲創作。這些琴曲通過他的學生劉志方傳授給楊瓚的門客徐天民、毛敏仲。從此,浙派的琴曲藝術一直影響到元、明各代。

張岩,和州人(今安徴和縣)乾道五年(公元1169)進士,官至光祿大夫。他積極支援韓侘胄的意見,主張抗擊侵略,收復失地,並反對程朱理學。主和派陰諜殺害了韓侘胄以後,張岩也被罷官。他曾把韓侘胄家傳的古譜和市間購得的譜,合編爲琴譜十五卷,準備出版。後因政治形勢發生了變化,未能實現。這些譜便交給了直接參予此事的門客郭楚望。

郭楚望名沔,字以行。浙江永嘉人(今麗水),以善琴知名於世。韓侘胄被殺和張岩的被黜,政治形勢迅速逆轉。作爲張岩門客的郭楚望,深深感到了這種壓力。他的代表作《瀟湘水雲》,就是表現了這種心情。他的另一些作品象《歩月》、《秋雨》也是類似的作品。袁桷在《述郭楚望〈歩月〉、〈秋雨〉琴調二首》中關於《歩月》一曲寫道:

 明月當清空,流光滿西墀。
 振衣獨徐行,耿耿長相隨。
 我心如明月,萬古無成虧,
 偶逐區中名,遂爲塵所欺。……

關於《秋雨》一曲寫道:

 欹枕絶幽夢,臥聽秋雨鳴。
 寒葉不自持,槭槭金石聲。
 清商肅萬物,此聲何不平?
 寤歎生遐心,夙昔羞近名。……

這兩首琴曲雖已不存,從袁桷的詩中,可以看出其内容與創作方法和《瀟湘水雲》一樣,都是通過景色的描寫來抒發自己内心感受的。他的創作中還有《春雨》、《飛鳴吟》、《泛滄浪》等琴曲傳世,名作《秋鴻》據傳也是他的作品。他的弟子有劉志方。

劉志方,浙江天臺人。他繼承了郭楚望的琴學,創作有《忘機曲》、 《呉江吟》等琴曲。其中《忘機曲》演變爲明清以來流傳甚廣的《鷗鷺忘機》。劉志方對於傳播郭楚望的琴學是有功績的。本來楊瓚、毛敏仲他們都是學的"江西譜",以後毛敏仲向劉志方學得郭楚望的《商調》, 楊瓚聽到後非常驚訝、高興,立即出資,命徐天民也去向劉志方學習。從此,郭楚望的琴曲便流傳開來,形成以後的浙派。

楊瓚(一作纘)錢塘人,字嗣翁,號守齋,又號紫霞,官至司農卿。他把女兒嫁給度宗爲淑妃後,又贈官職少師。他對音樂的鑒別能力很強,對於浙派傳統的形成是很有功勞的。他有鋭敏的聽音能力,對音樂演奏有很嚴格的要求,在合奏中"一字之誤,瓚必顧之。國工、樂師無不歎服。"他還派人訪求康的《四弄》遺聲,從各地陸續彙集了十多種,都標榜爲世代相傳的氏真品,經他審聽,全給否定了。最後,徐天民從呉中何仲章處得來了善本,楊瓚聽了幾句,就斷然説:"這才是康的正品,其他都比不上它。"他在搜集整理琴曲音樂遺産方面,也是有貢獻的。晩年他和門客們一起訂正了調意、操弄、四百六十八首,編爲《紫霞洞譜》十三卷。這是一部規模宏偉的古琴曲集,不僅當時受到琴界的重視,而且深深地影響著後世元、明各代(胡長孺:《霞外譜琴序》)。

徐天民名宇,號雪江、瓢翁,嚴陵人,長於寫草書,常以草書寫前人悲憤之詞,來抒發自己同樣的盛情。袁桷于甲申乙酉間(公元1224一1225),向徐天民學琴時,曾經證實徐氏所傳的"浙譜",就是郭楚望從韓侘胄家得來的古譜 (《題徐天民草書》)。杭州道士金汝礪,也曾向徐氏父子學琴,他認爲自己"盡得徐氏之妙,又能玄探少師(楊瓚)譜外不傳之意"。於是把徐氏所傳十五曲編爲:《霞外譜琴》 意思是説在《紫霞洞譜》之外,另有心得的琴曲。現存最早的譜集《神奇秘譜》,把中、下卷名爲"霞外神品",也是借用了《霞外譜琴》的含義。焦竑:《國史經籍志》中有《徐門琴譜》十卷,據考證,也是徐天民的傳譜。明代琴家非常推重徐門的傳授,稱之爲"徐門正傳",可見他是浙派中很有影響的琴師。他的再傳弟子鄭瀛,浦江人,也著有"琴譜"三卷(《千頃堂書目》)。

毛敏仲,三衢人,和徐天民同時爲場瓚的門客。初學"江西譜",以後從劉志方學浙譜,創作了大量琴曲。明清流傳的《漁歌》、《樵歌》、《禹會塗山》、《莊周夢碟》、《山居吟》、《佩蘭》、《幽人折桂》、《列子禦風》等據傳都是他的作品。晩年和琴師葉蘭坡徐秋山遊于京師,被推薦紿元世租。爲此,他把舊作《禹會塗山,更名爲《上國觀光》, 準備獻給世祖。在應召期間,客死於館舍(王逢:《聽葉琴師觀光操》)。毛敏仲對元朝統治階級的態度與同時的琴師汪元亮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汪元亮在《送毛敏仲北征詩》中,對他的行爲表示了強烈的不滿。詩中有:"南人墜涙北人笑,臣甫低頭拜杜鵑"的名句;又有:"今日君行清涙落,他年勳業勒燕然"的詩句,諷剌毛敏仲將青雲直上,名揚燕都。

汪元亮字大有,號水雲,錢塘人。他作爲南宋末代皇帝度宗(公元1265一1274)的琴師,隨從"三宮"(太皇太后、謝太后、度宗)北去燕都多年,對於亡國之痛感受極深。經常和同去的宮人 "涕泣成句",寫了大量愛國詩篇。著有《水雲集》、《湖山類稿》。錢謙益在《水雲詩跋》中稱他的詩"記亡國北徙之事,周詳惻愴,可稱詩史。"他在詩中指名痛斥投降誤國的謝後:"侍臣寫罷降元表,臣妾簽名謝道清。"詩中還穿她屈膝自保的用心:"謝後已叨新聖旨,謝家田土免輸糧"。甚至謝後死去,他還僨概地寫道:"事去千年速,愁來一死遲!"
在元都期間,他經常去看望被關押在獄中的民族英雄文天祥。汪作《拘幽十操》, 文天祥則倚歌和之。公元1280年秋,汪又為之彈奏《胡笳十八拍》,文天祥應約集杜句成拍相和。他們倆人通過詩歌、音樂的交流,來抒發共同的悲憤心情。元世祖聽說汪元亮琴彈得很好,想召他人侍鼓琴。但是汪元亮沒有去,要求返回了自己的故鄉。從別人給他寫的詩中看出他能彈許多琴曲,《胡笳十八拍》是其中彈得最出色的一首。

在浙派之外,還有和楊瓚同時的徐理,福建南溪人。他從小學琴,精於音聲算數,用二十年時間寫出《鍾律》,五十歳以後專心治琴,著有《琴統》一卷,《外篇》一卷,及《奧音玉譜》等。他的這些著作在當時曾經過張丙炎傳給了兪琰,至今分別見於元代的《琴律發微》和明代的《西麓堂琴統》。

兪琰字玉吾,號林屋老人,呉縣人。南宋亡後,他放棄了功名,閉門讀書,以琴自娯。他從《紫陽琴書》、《南溪琴統》、《奧音玉譜》中學得了旋宮之法。他認爲:"琴操有譜無字,失古製作之原,研究作譜四十餘。"把《詩經》、《離騷》、《歸去來辭》等許多詩文都配上了譜。他的這種做法,是明代有辭曲譜的先聲(兪琰:《席上腐談》、《蘇州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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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元琴家

元代浙派琴人中最有名的是宋尹文,字文璧,太倉人,學琴于徐秋山。大德間(公元1297——1307),因爲彈奏《胡笳十八拍》,而深深地感動了魯國公主(《蘇州府志》)。

 4.金元琴家

南北対峙期間,琴壇中心是南宋的浙派。但北方的金、元在漢城文化影響下,也有不少琴家,其突出者有苗秀實,耶律楚材。

苗秀實(?——公元1232)字彦實,號棲岩,平陽(今山西臨汾)人。童年從扆君章學琴時,受過嚴格的訓練:"初授指法,累錢手背,以輕肆爲禁,至一聲不敢增損。"他曾兩度投考進士未中,以後就專門從事琴學。京師的士大夫都很佩服他高妙的演技。泰和中(公元1201——1208)被薦爲琴待詔,頗受金章宗完顔璟的重視。他從百多首傳譜中,"取有古意者簒集之",編爲《琴辨》。元遺山爲它寫有《琴辨引》。

耶律楚材(公元1190——1244)字晉卿,號湛然居士,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仕元至中書令。學琴於弭大用、苗秀實、萬松老人等,彈奏過大量琴曲,尤長於《水仙》。他的詩文中有不少關於琴人、琴曲的論述,是瞭解當時琴壇的重要史料。他毎得新譜,都要找苗秀實"商確妙意,然後彈之"。可是因爲苗在京師的聲譽很高,"朝廷王公大人邀請棲岩者無虚日",致使耶律楚材不能經常和他"對指傳聲",因此"毎以爲恨"。耶律楚材仕元後,極力向元世祖推薦苗秀實。元軍過黄河破潼關後,曾派人各處探尋其下落,終於在南京(今開封)找到了年邁的苗秀實,在接他北上的途中,死于范陽(今河北涿縣)。

苗秀實的兒子苗蘭,把父親的遺譜四十多首拿出來,請耶律楚材作序。耶律楚材在序中説:"予按之,果爲絶聲,大率署令衛仲儒之所傳也。"衛仲儒是金熙宗完顔亶(公元1137——1148)時的宮廷琴師。苗蘭得到父親的傳授,也有很好的彈琴功夫。耶律楚材因扈從羽獵脚部負傷,借休養的機會,和苗蘭對彈操弄五十多曲,"於是棲岩妙旨盡得之"。他認爲苗的演奏"如蜀聲之峻急,快人耳目"。他原來聽張器之演奏的《廣陵散》, 毎到"沈思"、"峻迹"幾段,往往 "節奏支離",而苗卻能一氣呵成"混而爲一"。經過比較,耶律楚材認爲苗秀實的琴曲演奏,確實有其獨到之處 (《苗秀實琴譜序》、《海紅寮碎墨》、《蓴湖漫録》)。同時,也説明耶律楚材對琴學下過功夫,很有鑒別力。

 5.嗜琴的皇帝

宋元時期的各代皇帝多有好琴者。作爲當時的最高統治者,他們的愛好,自然會起到提倡和鼓勵的作用。他們還通過琴待詔,把散見于各地的名譜集中保存,也具有一定積極意義。不過,他們提倡琴,往往是出于統治者的特殊需要,因而也給琴學的發展帶來了消極影響。

太宗趙匡義(公元976—997)在至道元年(公元995),“增作九弦琴、五弦阮,別造新譜三十七卷。”命待詔朱文濟、蔡(趙)裔給人們演奏,得到“中外獻賦頌者數十人。”以後備代皇帝也仿效宋太宗,想出不少改制琴的花樣,從一弦琴、二弦琴、……到九弦琴等,這些不切合實際改制的琴只能用在典禮祭祀之中,並不爲琴界所接受(《宋史·樂志》)。偏安南方的高宗趙構,還特意選出盾形的琴送給臣下,以表示不忘武備的意思。

皇家使用的琴譜在秘閣中收藏,稱之爲“閣譜”,太宗以後曾逐漸廢棄。到皇祐時(公元1049—1053)琴譜重又進入秘閣。當時民間流傳有很多譜本,官方卻獨以閣譜爲貴,未經大晟樂府(公元1102—1106)證定的譜本,不得進入御府。紹興時(公元1131一1162)甚至出現“非閣本不得待沼”的情況。官家的這些規定,只能使得閣譜更加脫離群衆,變爲殭死的東西,以至後來被民間生動活潑的‘江西譜’所代替(袁桷:《琴述贈黃依然》)。

徽宗趙佶(公元1101—1125)曾利用權勢“搜羅南北名琴絕品”,以滿足自己的癖好。並專門設有“萬琴堂”,來貯藏這些名琴。其中最爲名貴的一張稱爲“春雷”,是唐代名匠雷威所作。後來國都爲金朝所陷,這個“萬琴堂”也就淪入金朝統治者手中。

金朝皇帝也多好琴。其中金章宗完顔璟(公元1190—1208)尤其突出。他很賞識苗秀實的演奏,並將他聘爲待詔翰林。他更看重那張稱爲“春雷”的名琴,將“春雷”作爲他的“禦府第一琴”,與之形影不離,甚至臨終時還“挾之以殉”,其嗜琴之密比趙佶更有甚之。

南宋的太子趙竑(公元1221)因爲好琴,還惹出了一椿禍事:權臣史彌遠利用太子這一癖好,向他獻上一個善琴的美女,通過她探得太子反對自己的情報後,采用陰謀手段廢了趙竑。另立一個順從己意的太子,就是後來的理宗。

理宗的妻子就是謝后,她代替末代皇帝度宗執政,結束了南宋王朝的統治。她們被拘留到元都當了俘虜,仍不忘享樂,還要隨帶琴師汪元亮作爲息扈從。

以上這些事例,說明宋元時代,琴曲欣賞在帝王生活中,已經成爲不可缺少的一個方面。

 第二節 琴曲

宋代的琴曲比前代更加豐富,保存下來的有關資料也更多。爲便于說明問題,除了選擇一些代表性作品重點分析介紹之外,還將從曲目中反映出來的一些情況,以及當代盛行的“調子”形式,作一些初步說明。

一、琴曲介紹
這里介紹宋代四種類型的琴曲:一種是傳統題材的作品,如《楚歌》、《胡笳十八拍》一種是廣爲傳播的名家名作,如:《潇湘水雲》、《漁歌》;再一種是具有當代特色的調子,如:《醉翁吟》、《澤畔吟》;最後一種是現存最早的兩首琴歌: 《古怨》、《開指黃營吟》。

1.《楚歌》
樂曲根據史書中這樣一段故事:項羽被劉邦圍困在埃下,夜里聽到漢軍從四面八方唱起了楚歌,楚軍軍心動搖。項羽大驚,發現大勢已去,于是悲歌一曲,向虞姬話別。這是一個很感人的故事,千百年來在民間流傳甚廣,在多種藝術形式中部有這一題材的作品,對項羽的失敗表示惋惜和同情。項羽最初繼陳涉起義抗秦,一度很得民心,所以能夠在很短期間,發展起來一支舉足輕重的軍隊,並在鉅鹿一戰消滅了秦軍的主力。可是後來卻犯有許多錯誤,脫離了群衆,以致自則烏江,敗于漢軍。
《楚歌》這個曲目,最早出現在北宋的《琴曲語錄》和《琴苑要錄》中,明代不少語中收有此曲。最早傳譜見于《神奇秘語》的各段標題是:
一、憶別江東 二、氣欲吞秦 三、夜聞鐵笛
四、八千兵散 五、英雄氣消 六、泣別虞姬
七、陰陵失道 八、烏江不渡
從上述標題看來,樂曲是按照故事情節發展的時間順序展開的。
《楚歌》頗不同于一般琴曲,它的音樂結構和曲調風格有些接近琴曲《昭君怨》,有可能是從民間的敘事歌曲移植而來。全曲有兩個突出的主題音調:
一個是表現“憶別”、“泣別”的曲調,很象是從著名的送別歌曲《陽關三疊》中借用過來的。如第一段用泛音奏出:
(楽譜略)

開頭的短小疊句,在其它地方曾多次出現,特別是第七段末尾,引進帶有変徴的音調,更加悲愴淒涼:
(楽譜略)

另一個主題音調則似乎在抒發英雄末路、意氣消沈的感慨。這一音調分別用在第二、三、四、五段的開頭,在各段的運用中有不同的變化。如第二段中:
(楽譜略)

第八段接續運用在第七段末尾出現的變徴音,使音調更加富于變化,把全曲推向悲劇的高潮。
《楚歌》一曲的定弦爲“緊二、五弦”。弦次關系是:Re、Fa、Sol、La、Do、Re、Mi。由于全曲用的是商調式,又是演奏“楚歌”,故名“楚商調”。又因爲它表現了霸王別姬時的淒涼情調,所以又稱“淒涼調”(據《玉梧琴譜》引《紫霞洞考》)。

2、《胡笳十八拍》
這是一首根據同名抒情長詩而譜寫的琴曲。《胡笳十八拍》一詩,初見于南宋朱嘉(公元1130—1200)所編的《楚辭後語》,是繼蔡碳的《悲憤詩》、劉商的《胡茄曲》以及王安石等人詩作之後,同一題材的又一詩作。詩文深刻而感人,抒寫了蔡談思念故鄉和惜別稚子的思想感情。詩中多次出現: “弦欲絕”、“欲罷彈”、“弦急調悲”等語句,因而可以認爲是專門爲琴歌而寫。
樂曲是否和詩詞同時創作出來的,目前還無從證實。但從形式到內容,兩者的關系都是很密切的。同一題材的琴曲始自唐代,即前文介紹過的《大胡笳》和《小胡笳》,南唐蔡翼創作過《小胡笳十九拍》,北宋琴曲曲目中出現了《別胡兒》、《憶胡兒》,北宋的吳良輔也曾譜寫過王安石的胡笳詩,但直到南宋才首次看到有關琴曲《胡笳十八拍》的記載。流傳至今的《胡笳十八拍》,應屬後者。
宋朝當局面對北方來的侵略勢力,一再屈辱退讓,愛國人土對此無不痛心疾首,悲憤填膺。陸遊、辛棄疾的詩詞,突出地代表了這樣一種強烈的愛國熱情。愛國的文人們還利用傳統題材,抒發他們的感慨。王安石、李元白、李綱等人據蔡琰的《悲憤詩》所擬寫的《胡笳十八拍》,就是在這種歷史情況下的産物。李綱在他擬作的《胡茄》詩序中就明確指出:“靖康之事,可爲萬世悲。暇日效其體集句,聊以寫無窮之哀云”。靖康(公元1126)之後,喪失了北方大片國土,從此開始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王朝。李綱仿效蔡琰詩體,正是爲了寫出現實生活中“無窮之哀”。
南宋滅亡後,汪元亮隨“三宮”北去,在獄中爲文天祥彈奏《胡笳十八拍》,也是抒發亡國之恨與“無窮之哀”。《胡茄十八拍》哀切悲憤的曲調,一時引起許多愛國臣民強烈的共鳴。有的說:“怊悵悲憤,恩怨昵昵,多少情,盡寄《胡笳十八拍》。”有的說:“拍拍《胡茄》中音節,燕山孤壘心石鐵。”有的則聯系其重返故國的迫切心情,寫道:“蔡琰思歸臂欲飛,援琴奏曲不勝悲”(均見《琴書大全》)。可見,樂曲在這一時期出現並流傳開來,決非偶然,是有其深刻的政治社會原因的。
《胡笳十八拍》歌中唱道:“干戈日尋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通過描述漢末戰亂給人民造成的痛苦,來控訴宋末人民背井離鄉,飽受蹂躪的同樣遭遇。“干戈日尋”是統治階級間爭權奪利所造成,各族人民之間,本來並沒有什麽根本的利害衝突。“羌胡蹈舞兮共謳歌,兩國交歡分罷兵戈”,表達了各族人民要求團結、反對分裂、要求友好、反對征戰的共同心願。人們對殘酷的現實提出了尖銳的質問:問天有沒有眼睛?問神有沒有“靈”?這實際上是對統治者提出的強烈抗議;質問“疆場征戰何時歇?”這種怨氣“浩于長空”,“不容”于“六合”。
現存《胡笳十八拍》曲譜最早見于清初的《澄鑒堂琴譜》。(秋月注:《胡笳十八拍》傳譜現有兩種,另一種是明代《琴適》(1611年刊本)中與歌詞搭配的琴歌)經過幾代人的加工發展,此曲的音樂部分已經脫離了詩句的約束,更充分地發揮了器樂曲的表現性能。《五知齋琴譜》刊載了它的蜀派曲譜,同時又刊出了吳派歌詞——即《胡笳十八拍》原詩,表明詞、曲本來是結合在一起的。這一曲譜記譜比較精細,又有不少旁注,最爲琴家所樂用,目前演奏的就是根據這一版本。
全曲和原詩一樣,共分十八毆。音樂表現也是根據詩意:前十段表現思念故土,後八段表現惜別稚子。中間第五、第十一段爲轉折性樂段。現據吳景賂先生演奏的此曲分述如下:
一至四段爲表現懷念故鄉,運用低沈徐緩的曲調,含蓄而深沈地抒發了“志摧心折合自悲搓”的心緒。在一、二段和三、四段之間出現了如下曲調:
(楽譜略)

曲調婉蜒上行,似乎在探索出路,又象提出疑問;但無情的現實卻使人“志摧心折”,于是曲調又墜入低音結束。 第五段是過渡性樂段,轉入微調,借高翔的飛雁來寄托鄉思,曲調委婉而哀怨:
(楽譜略)

六至十段情緒由哀怨轉入激憤。特別是第七段的曲調由低而高,間以弱拍的低音大跳,顧能表現其憤屈之情。如第七段的開頭:
(楽譜略)

第九段末尾還以連續上行的短句,顯示出內心酌激動:
(楽譜略)

第十一段是全曲的一個大的轉折,是從思鄉轉入別子的過渡。全段用跳躍而歡快的泛音曲調,表現還鄉的喜悅,和謳歌兩國交歡的興奮心情:
(楽譜略)

但是,歡樂的火花,立即為骨肉分離的哀痛所熄滅。在第十二,十三兩段,先以低回沉思的樂句引起思唸稚子的衷腸。第十四段則以第二,第七段中出現過的令人激動的曲調為基礎加以發展,表現思緒翻騰,心如刀割的心情:
(楽譜略)

接著,多次重復滑奏,節奏逐步緊縮,刻画出“涕淚交垂”、嗚咽啜泣的感人形象。《五知齋琴譜》在這一段的徬注中說:“悲切之甚”,“如同永別之聲”。
(楽譜略)

第十五段是全曲的高潮,埰用了一種模仿進行的手法,使音調在連續昇高中,引導出高音滑奏,交錯地出現在泛音之間。“節調促”、“氣填胸”的憤激之情,溢於聲表:
(楽譜略)

最后三段逐步導向結束。在第十八段中,用了連續下行模進的手法,確能“字字摹神”地表現出“響有余兮思無窮”的意境:
(楽譜略)

《五知齋琴譜》在曲終之后寫道:“一種憤怨悲切之情,逐拍傷心之慨,形諸指下。”全曲以宮調為主。羽調集中在八至十段,另在首段和十六段處相呼應。徴調則僅用在五、十一兩個轉折性樂段。 由於樂曲生動感人地再現了原詩的意境,不僅在宋末、元初廣氾流傳,而且一直到近代,仍是很受歡迎的琴曲。


3、《瀟湘水雲》 是南宋著名琴師郭楚望的代表作。宋朝統治階級的投降派謀害了抗金名將岳飛,接著又暗殺了堅持北徵的韓侂冑,郭楚望所依靠的張巖也被罷了官,史彌遠陰謀集團篡奪了宋朝的全部軍政大權。國勢飄搖,民族垂危,形勢日趨嚴重,有如九嶷山被重重雲霧所遮蔽,不見天日。《神奇祕譜》解題說:作者“每欲望九嶷,為瀟湘之雲所蔽,以寓倦倦之意也。”這種“惓惓之意”,反映出作者的憂國思想。解題接著說:“然水雲之為曲,有悠揚自得之趣,水光雲影之興;更有滿頭風雨,一簑江表,扁舟五湖之志。”,這浬講的“悠揚自得”,是指作者從對自然景色的觀察中,得到了啓發和樂趣,至於“滿頭風雨”地去“偏舟五湖”,這是在儅時歷史條件下,一個琴師只能埰取的解脫辦法,此外再也找不到其它出路。
作者運用精湛的藝術表現手法,出色地描繪了水光雲影的奇詭變幻,顯示出作者對於祖國山河的愛戀。明代琴譜中分段標題是:
一,洞庭煙雨 二,江漢舒晴 三、天光云影 四、水接天隅
五,浪卷雲飛 六、風起水涌 七、水天一碧 八、寒江月冷
九、萬里澄波 十、影涵萬象
到了清代,此曲發展為十八段。《大還閣琴譜》在后記中有一段話,很值得參攷,它說:“今按其曲之妙,古音委宛,寬宏澹茂,恍若煙波縹緲。其和雲聲二段,輕音緩度,天趣盎然,不啻雲水容與。至疾音而下,指無沮滯,音無痕跡,忽作雲馳水涌之勢。泛音后,重重跌宕,幽思深遠。”結合這些文字材料,分析各段音樂如下:
頭兩毆以泛音滾拂和按指蕩吟等手法,造成煙波浩緲的意境。開頭第一句是貫串這兩段的主導動機:
(楽譜略)

從第三段開始,進入了。本曲趣味”,經過醖釀,展現了樂曲的核心曲調:
(楽譜略)

委婉地下行和節奏的變化,顯示出受到壓抑的“惓惓”之情。在以后幾段中,又利用按音的“往來”,“蕩吟”(指法名稱,即搖動按指奏出助音裝飾),形成水波蘯漾,雲影飄忽的氣氛。 九毆以后節奏轉促,演奏上的音色對比也更鮮明。大音程的急促跳進和不同音色的迭相呼應,成功地表現了“滿頭風雨”,雲水激蘯,奔騰涌馳的動態。如第十一段中:
(楽譜略)

末兩段通過重重跌宕,逐步引入曲終。第十七段結尾處,變形再現了的核心曲調,已經具有風乎浪靜,幽思深遠的意趣:
(楽譜略)

末段以變徵音的“打圓”來開始,具有轉調的意思,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尾聲以泛音結束於商音。
全曲是商調式。元人袁桷在《琴述》中說:“敏仲自山中來,始弄楚望商調,司農(即楊瓚)驚且喜,”所說“商調”,應是這首《瀟湘水雲》。由於楊瓚的支持和毛敏仲的傳播,形成了浙派琴家最有特點的作品。明清兩代刊傳此曲多達五十種,是近五百年最受歡迎的琴曲之一。


4.《漁 歌》
毛敏仲作曲。《西麓堂琴統》中此曲的解題和《神奇祕譜》中《樵歌》解題一樣,都是說元兵入臨安后,敏仲恥事異姓,隱遁不仕,作此以招同志。看來,《漁歌》和《樵歌》確實是毛敏仲所作的姊妹篇。不過這樣的解題與事實是有出入的,因為毛敏仲晚年曾偕同葉蘭坡、徐秋山北上燕京求官。人們不了解毛敏仲的全部歷史情況,於是把宋代遺民普遍存在的民族意識與愛國思想賦予了這兩首作品。
自《重修真傳》琴譜之后,明清十多種解題中又眾口一辭地把它說成是柳宗元所作,如《五知齋琴譜》中就寫道:“子厚既謫楚南,遂欲厭棄塵俗,放浪山水間。”這就距離事實更遠了。柳宗元的《漁翁》一詩,在琴曲中影響很大,不僅譜為琴歌,而且還據以發展為琴曲。為了區別於毛敏仲的《漁歌》,曾稱之為“北漁歌”,以后又改稱《欸乃》。《欸乃》與毛敏仲的《漁歌》實為兩首完全不同的作品,但是在解題中卻把他們混同起來了。
上述這兩類解題都是違背了歷史實際的,但是從理解作品的表現內容來看,卻還不能說完全沒有參攷價值。由於《漁歌》一曲在藝術上有相儅高的成就,受到了琴家普遍的讚譽,從而使之廣為流傳。
《漁歌》的藝術手法是值得借鑒的。它是一首長達十八段的大型作品,全曲貫穿著一個主題音調,經過層層發展,搆成一首完整而連貫的樂曲。確如《五知齋琴譜》所說,此曲有著“蕭疏清越”、“聲聲逸揚”的效果。
主題音調在首段初步展示時,還是很樸素的雛型,到了第四段中,就發展為一支委婉動聽的曲調。它們是:
第一段:
(楽譜略)

第四段:
(楽譜略)

和“漁歌”的主題相配合,曲中還多次出現了漁民搖櫓時的欸乃聲,這種聲音也隨著樂曲的發展而逐漸有所不同。在第四、第八段的開頭,有如勞動號子:
(楽譜略)

到了第十三、第十五段,欸乃歌聲更加悠揚:
(楽譜略)

號子音調和主題音調結合起來,在第十四段中形成全曲的高潮:
(楽譜略)

曲終前的第十八段,出現了一般琴曲中少見的臨時轉調,為樂曲增加了色彩,顯示出琴曲創作手法中的新成就:
(楽譜略)

5,《醉翁吟》
廬山道土崔閑作曲,蘇軾配歌。歌中的“醉翁”指的是歐陽修。作品的意境取自歐陽修的著名散文《醉翁亭記》,作者作此曲以紀唸歐陽修。此曲曲目見於《琴苑要錄》。則全和尚曾以此曲為例,介紹宋代“調子”在節奏處理上的特點,可見它曾是很流行的作品。現存曲譜首見於明初的《風宣玄品》,據以譯配如下:

6.《澤畔吟》
《神奇祕譜》解題說:“是曲也,或言雪江之所制也。”雪江即徐天民,是浙派中重要琴家。《澤畔吟》是根據史書所傳屈原的故事創作。屈原在楚國很不得志,被楚王放逐后,“被發行吟澤畔”(《史記》)。他的一片愛國之心受到了壓抑,以緻形容枯槁,顏色憔悴。屈原向漁父傾訴自己“郁結懞塵”之情,可是漁父卻“鼓枻而去”。《琴苑心傳全編》說:雪江作此曲猶如韓愈作《羑里》、《蘇武》之操,“思君忠義之心,千世如一,令人撫弦不覺掩涕神傷。。
全曲共四段,其各段標題是:
一,游於江澤 二,行遇漁父
三、懞世塵埃 四、鼓枻而歌
《神奇祕譜》在標題之外,還有一些徬注。在第一段注有:“憔悴枯槁”,第二段注有“我獨清醒”。后者是用來說明如下一段泛音曲調的:
(楽譜略)

第四段開頭有一段反復,其小注是“此段鼓枻聲”,即如下曲調:
(楽譜略)

后兩段多用変徴音,和変宮音併存,是具有特殊風格的七聲音階,曲終束于商音。

7.《古怨》
作者姜夔(公元1155—1221),字堯章,號白石,江西鄱暘人。多次應試未中,終身作為清客,往來於仕宦之家。他長於詩詞音樂,是南宋格律派(或稱婉約派)詞家的代表人物。《白石道人歌曲》中,有他自制的歌曲共十七首,並附有古工呎譜。《古怨》是其中唯一附有琴譜指法的一首,也是現存最早的一首琴歌歌譜。《白石道人歌曲》為我們提供了僅存宋代歌曲的寶貴資料。
姜夔的作品以“清妙秀遠”見稱,但由於過分追求格律形式,往往在內容上流於柔弱空泛。這首《古怨》借用佳人薄命、美人遲暮,來哀嘆時勢多變。“滿目江山兮淚沾屨”,隱約地吐露出對國勢危亡的關心。全曲共三段,前兩段有相同的前奏,第二段有不少變音,增加了哀婉纏綿的情調。全曲詞曲配合得比較得儅。
(楽譜略)

8,《黃鶯吟》
在元代的《事林廣記》中,刊載著一首短小的琴歌,全名為《開指黃鶯吟》。“開指”是大型琴曲前面的小引子,一般是用來熟悉本調的弦路,或簡要地介紹全曲。“開指”有時為幫助記憶,也填有歌辭。這首歌借黃鶯在花叢中的歌舞,表現春日的歡欣。詞曲結合得很好,很象是一首歌曲。全歌如下:
(楽譜略)


 二 從曲目看琴曲的演變
我們已經知道,宋代琴譜有過許多演變:從“閣譜”到風行一時的“江西譜”,一直到影響深遠的“浙譜”,這中間幾經滄桑,究竟具體表現在作品中是怎樣變化的,現已無從查攷,因為這些譜集都沒有保留下來。這對於我們探索、總結琴曲音樂的發展規律,儅然是莫大的憾事。
在這種情況下,現存的兩個曲目表,就更顯得珍貴了。因為它們還可以提供不少琴曲演變的情況。一個是僧居月的《琴曲譜錄》,見於《說郛》、《琴學正聲》,共收223首琴曲曲目;另一個是《琴書・曲名》,見於《琴苑要錄》,共收253首曲目。
這兩個曲目表,都沒有收入南宋的琴曲作品,一般說來,可以把它們看作是北宋的產物。它們記載的曲目有許多共同的地方,也有不少不同之處。不論同或不同,都能反映出琴曲作品的許多變化。
先說它們相同的地方。兩者都是按上古、中古、下古三部分、按作品產生的時代編序。刊載曲目數量,都比唐初的著錄增加了四、五倍。其中新著見的曲目,在整個曲目中佔有五分之三以上。這些都說明唐、宋以來,在琴曲創作上有了很大的發展。新出現的曲目中,一定有很大比重是儅時流行的“調子”。在這浬我們只著重介紹一些著名的傳統琴曲在這兩個曲目表中的情況。
一、從曲目表中可証實古代的一些有關琴曲的記載。從南北朝起就說《王昭君》一曲曾演變為多種流派的琴曲,這些說法是否可靠,從這兩個曲目表中可以看出,一直到宋代,不僅有琴曲《昭君怨》存在,同時,還有《蜀明君》、《楚明君》、《明君》這些曲目和它並存。可見,南北朝關於《明君》的多種流派琴曲一直保存到了北宋時代。
二、從曲目表中可証實現存有些琴曲的傳譜確實有悠久的淵源。如:王維作詩的《陽關》,這首琴歌至今仍有多種,到底它是明、清時期的創作呢,還是源自唐來,曲目表中有一首《鴻雁來賓》,同時還注明它是“蕤賓調”。“鴻雁來賓”是現存琴歌《暘關三疊》的末句, 它用的是“蕤賓調”,說明此曲決非明代新作,而是淵源有自。
三、從曲目表中可以証實某些傳統題材琴曲的演變。我們知道以蔡琰的故事為題材的琴曲,在唐代有《大胡笳》和《小胡笳》,在南宋又出現了《胡笳十八拍》。在曲目表中還有“蔡琰作”《別胡兒》和《憶胡兒》,這些曲子也是表現蔡琰的故事,它們又和大、小《胡笳》並存於曲目表中,可知它們是北宋的作品。
從兩個曲目表中記載的共同曲目,可以得到以上一些看法。從它們記載的不同之處,也能分析出一些琴曲演變的脈絡。
一是《琴書・曲名》比《琴曲譜錄》多出三十首曲目。在新增的曲目中,有的確知為宋代作品,如蘇軾,崔閑合制的《醉翁吟》;現存的有些琴曲,也可能淵源於宋代。如根據晉代笛曲改編的《玉梅三弄》,可能就是現存琴曲《梅花三弄》。還有就是提出了一些值得研究的問題,比如琴曲《高山流水》,《神奇祕譜》說“本只一曲”,在《琴曲譜錄》和唐詩中,都是只見琴曲《流水》不見琴曲《高山》;到了宋代《琴書・曲名》中才開始出現《高山》,同時還注著“一名《懷陵操》>”,它與另一首《懷陵操》並存於《琴書・曲名》。
根據這種情況,應儅說宋代有一個把《懷陵操》改編為《高山》的琴曲,它晚於《流水》。
二是同曲異名顯示出琴曲曲名的演變。《琴曲譜錄》中的《刺韓王操》和《琴書・曲名》中的《刺韓伯》都注以“聶政作”,列在中古部分。它們和列在下古部分的《廣陵散》並存,顯然把后者《廣陵散》一曲看作是嵇康的作品了,這有可能是《神奇祕譜》中說《廣陵散》“世有二譜”的由來。《琴曲譜錄》中有《大胡笳十八拍》、《小胡笳十九拍》,和五代蔡翼的《琴集》(見《崇文總目》)一緻。到了《琴書・曲名》中則稱為《大胡笳》,《小胡笳》和明初的《神奇祕譜》一緻。
三是同一曲名存在著詳略之分。在《琴曲譜錄》中《離騒九拍》注以“陳康士撰”,這可能因為距唐代較近,作品還保持著原樣。到了《琴書・曲名》中卻只有《離騒》兩個字,作者不見了,拍數也不見了,這種情況比較接近《神奇祕譜》中的解題。很可能由於琴曲演變為幾種,也就很難確定作者是誰了。
以上這些,對於澄清一些似是而非的說法,大有好處,也有助於搞清一些著名琴曲的演變情況。結合現存樂譜分析研究,將會進一步確定一些作品的產生時代。

 三、調子和操弄
調子是北宋盛行的琴歌體裁。而操弄則泛指傳統大型琴曲。宋代琴家很講究區分這兩種體裁的不同特點,調子井非從宋代才產生的,隋代的賀若弼所作《宮聲十小調》,就是早期的調子。唐代薛易簡從民間搜集了三百首短小琴曲,其中大概也有不少是調子。《碧雞漫志》中說:“蓋隋以來,今之所謂曲子者漸興。至唐稍盛,今則繁聲淫奏。殆不可數。”這浬雖然講的是曲子,但調子的發生、發展和它是極為相似的。調子的興起恐怕和詞也很有關係,調子的文學部份是詞,用來演唱則是曲子,在琴曲中邊彈邊唱則為調子,詞、曲子、調子三者既有聯係又有區別,同時在宋代發展起來。
調子原來是有歌詞的,則全和尚曾以《醉翁吟》為例,來分析它在節奏處理上的特點。現存的調子則往往失掉了歌詞,只剩下曲調,更多的是只留下了曲名。從調子的名稱看,也和傳統操弄有所不同。有的象是以詞句為名,如《江上聞角》、《沙塞晚晴》;有的象是民間說唱,如:《范增碎玉斗》、《丁生化鶴》。
調子和操弄的區別,表現在曲體形式、內容、風格,演奏藝術等各方面。宋人成玉礀把調子比作五言詩,說它“貴淡而有味,如食橄欖”,演奏調子要“吟猱親切,下指簡靜,如人作五言詩”。他又把操弄比作長韻詩,說它“如飄風驟雨,一發則中,使人神魄飛動。”還指出演奏操弄“要輕重起伏有節,首尾相貫”(《琴書大全》)。
宋代著名琴家則全和尚,也很強調兩者的區別。他特別指出:“今人彈調子,往往如操弄,不知節奏故也。”為說明兩者的不同特點,他把調子比作慢曲,又把操弄比作大曲,說:“彈調子如唱慢曲”,又說:“大曲之中有撕前、入破、歇拍之類,正與大操弄節奏相似。”則全和尚還具體分析其節奏特點,說:“彈調子者,每一句先兩聲慢,續作數聲,少息,留一聲接后句,謂之‘雙起單殺’。”接著說操弄是:“每句以一字題頭,至儘處少息;留兩聲相接后句,與調子相反。”前者的“雙起單殺”,在戲曲、曲藝中頗不乏見,是基於唱詞的形式;而后者“單起雙殺”,在操弄中是常用的手法。
調子的全盛期在北宋。這一時期的琴曲曲目中有大量的調子,琴論也往往涉及調子的特點。到了南宋,浙派琴家把操弄的創作和演奏推進到了一個新的水平,調子也就逐漸退居第二了。


 第三節 琴論

宋代的琴曲創作和演奏都取得了豐富的實踐經驗,在這個基礎上,宋、元兩代的琴學理論也有著突出的進展。史學方面有朱長文的《琴史》和袁桷的《琴述》,美學、律學方面有崔遵度的《琴箋》,劉籍的《琴議》和陳敏子的《琴律發微》,演奏理論方面有則全、成玉礀和趙希曠的有關論述;此外,還有包括《碧落子斲琴法》等多種關於造琴的經驗總結。

 1. 朱長文《琴史》

朱長文(公元1038—1098),字伯原,號樂圃。 他祖父朱憶是宋太宗時的刑部尚書。他十九歲中進土,后因墜馬傷足,不肯出仕,在家鄉蘇州讀書、教書、從事寫作。家有藏書二萬卷,在儅地頗有聲望。晚年任太學博士、樞密院編修等文職。他認為琴也應儅象書畫那樣寫出專史,於是從史、傳,記、集之中,“廣覽而博求”編寫出《琴史》六卷。從先秦到宋初,按時代順序,共匯集了一百五十六人有關琴的記載。朱長文撰寫了我國第一部琴史專著,為琴學發展作出了貢獻。
他按照史書列傳的寫法,按人綜述,以有關琴的敘述為主,在敘述中時時加有自己的議淪。他對於有些琴曲史料並不是純客觀地羅列,常能根據對多方面材料的分析作出自己的判斷。如《新唐書・房琯傳》中說:董庭蘭憑借房琯的權勢,“數招賕謝”。他引述了杜甫、薛易簡對董庭蘭的評價之后,否定了《新唐書》的說法,認為是“譖琯者為之”。又如《晉書・嵇康傳》中講:嵇康夜宿華陽亭,一個自稱“古人”的人,向他傳授了《廣陵散》。對此,他斷然否定說:“此說已怪,不足據也。”朱長文的這些看法都是很有道理的。
作為封建文人,他雖有復古思想,但是結合古曲流傳的具體情況,他也不得不承認,古代琴曲原封不動地全部保存下來是不可能的事。如他在《審調》中說:“夫周之曲,至漢而存者鮮矣。漢之曲,至唐而存者希矣。唐世所傳,今人亦有不能者。去古寖遠而遺弄寖亡。”在《論音》中,他以《蔡氏五弄》為例,說嵇康把它看作是“謠俗之曲”,可見儅時屬於通俗的琴曲。但是到了宋代,卻“以為奇聲異弄、難工之操”。他還認為琴曲的發展變化,是曆代琴工們在實踐中創造的,並舉出晉代的嵇元榮、羊蓋,唐代的馬氏、沈氏、祝氏等“率造新聲”,從而形成“聲既異門,學亦隨判,至今曲同而聲異者多矣”的情況,這是符合琴曲發展的實際的。
朱長文雖然能夠認識到琴曲藝術發展的一些規律,但是他並不讚成這樣,而是感到婉惜,婉惜古樂之不存。他對儅時在琴藝發展中有貢獻的僧道斥之曰:“作為繁聲淫韻,以悅人聽而已。”另一方面,他對宋太宗,朱憶等人卻加以吹捧。這儅然是他的階級偏見。儘管如此,《琴史》仍不失為一部有價值的著作。《琴史》成書於公元1084年,直到公元1233年才由他的侄孫朱正大付梓刊印。在此書的影響下,近代周慶雲又編出了《琴史補》和《琴史續》。

 2.衰桷《琴述》

袁桷,號清容居士。幼年學“閣譜”,后向徐天民學“浙譜”。他寫的《琴述》介紹了宋代的譜係沿革,說宋太宗時的“閣譜”,雖經官方規定“非入閣本不得待詔”,但是“別譜存於世良多”。其中“江西譜”比“閣譜”詳儘,而所錄樂曲旋律富於變化,所以“騷人介土皆喜而爭慕之,謂不若是,不足以名琴也”。以后“浙譜”興起,取代了前兩種譜。
  “浙譜”即楊瓚等人匯編的《紫霞洞譜》。有人以為它沒有什麽傳統,袁桷不以為然。他先向徐天民詢問了浙譜的由來,接著又拿張巖的琴譜與之核對。 然后得出結論,認為兩譜是同一淵源,都是源自韓侂冑的祖傳古譜。於是他對楊瓚“匿前人以自彰,故所得譜皆不著本始”的行為深為不滿,他在《琴述》中還介紹了楊瓚派人向劉志方學習郭楚望傳譜的經過,對於浙派的淵源及其形成經過提供了史料。
《琴述》是朱長文《琴史》的補充和繼續。朱史主要從古籍中摘引宋前史料,袁文卻從實際調查中搜集了宋代琴曲流傳的情況,而且記敘了很多關鍵性的琴曲譜係演變,在琴學研究方面具有更高的價值。
《琴述》收在《清容居士集》中,儅初,袁桷寫這篇文章是贈給黃依然的。寫文之時他與黃依然並不相識,只是出於對琴藝的共同愛好,主動告知琴譜的演變,“以解夫今世之惑”。《清容居士集》中還有寫給弟子羅大章的一篇文章,文中講到北方的完顏夫人譜,也是源於宋朝的“閣譜”等等。

 3.崔遵度《琴箋》

崔遵度(公元953一1020)進士出身,作過太子諭德。善鼓琴,認為“頤天地之和,莫先於樂,窮樂之趣,莫近於琴”。他在《琴箋》中著重講琴面上的十三個徽位的用法,否定了把它附會為十二月、十二律的謬說。他自己做了實驗:“張弓附案,泛其弦,而十三徽聲具焉”。他認為這些聲音的出現是事物的客觀規律,不會根據人的主觀意愿而改變。“聲同則應,既不可使之應,亦不可使之不應,數之自然也。……豈人力也哉?”他還認為這些規律離不開物質:“以弦攷之而后聞,斯假物也。”這些觀點,對於漢,唐以來琴學方面的唯心主義謬論提出了挑戰。他還力圖探索十三徽的形成規律。限於儅時的條件,儘管他的研究還很不成熟,但他努力的方向是正確的,他的首創精神是可貴的。著名文人范仲淹很敬佩他的才學,曾經向他請教:“琴何為是?”崔回答說:“清厲而靜,和潤而遠。”范仲淹進一步闡述他的觀點說:“清厲而弗靜,其失也躁;和潤而弗遠,其失也佞。不躁不佞,其中和之道歟?”這些論述,體現了音樂美學方面的辯証關係。范仲淹后來向崔的學生唐異學琴,認為:“崔公既没,琴不在茲乎?”

 4.劉籍《琴議》

劉籍的《琴議》見於南宋嘉定間(公元1208—1224)的《太古遺音》。他在《琴議》中把音樂分為:聲、韻、音三個程序。“夫和而鳴者,謂之聲”,說諧和的振動形成樂音;“參敘相應,謂之韻”,講樂音之間呼應關係搆成韻;“韻而成文,謂之音”,然后再依韻的變化組織成音樂。
他又論述了志、言、文、音的關係,說:“夫人志於所守,藴積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謂之文;文又不儘謂之音。”言,文、音的最終目的是為了達志,即表達思想感情。他指出音樂起著語言、文字所不能代替的作用,這也是很正確的。
劉籍在分析了音樂的搆成和音樂的作用之后,進一步探索音樂所以能夠感人的道理,他發現:“雖奇聲雅韻寂然而廢,幽情遠興,緬想常存。”為什麽美妙的音樂奏完之后,它那深遠的意境還能夠留在人們記憶之中,久久不去呢?
他認為音樂的藝術表現分為:德、境、道三個方面:
其一是琴德,也就是風格、技巧。“夫聲意雅正,用指分明,運動閑和,取捨無跡……參韻曲折,立聲孤秀,此琴之德也。”
其二是琴境,運用形象思維搆成意境。“如遇物發聲,想象成曲。江山隱映,啣落月於弦中;松風颼颼,貫清風於指下,此則境之深矣。”
其三是琴道,即思想感情,人物性格。“又若賢人烈士,失意傷時,結恨沉憂,寫於聲韻。始激切以暢鬼神,終練德而合雅頌。使千載之后,同聲見知,此乃琴道深矣。”
劉籍的這些論述,為我國傳統的音樂美學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5.陳敏子《琴律發微》

陳敏子是元代人,活動在延佑年間(公元1314—1320)。他的《琴律發微》見于《琴書大全》,包括“制曲通論”、“制曲凡例”、“起調畢曲”等部分。
通淪部分首先概述了琴曲的表現能力,說最早的琴曲雖然是“縁演奏辭而寓意於聲”,以后就從歌詞中獨立出來,“於聲而求意,所尚初不在辭”,並以伯牙彈奏的《高山流水》為例,說明上述觀點。他認為,漢晉以來,“為樂府辭韻於弦者”,也是“意在聲為多,或寫其境,或見其情,或象其事,所取非一,而皆寄之聲”。他強調說:“凡所以發而為聲者,洪縴高下,變化無儘,琴皆有之。”他強調琴的表現力,為的是引入下述正題:“唯明知之士,能取琴之所有,以著其妙。”只有懂得作曲規律的人,才能把琴的妙用發揮出來。“所以為曲,豈徇欲任意為之?”指出在創作中遵循一定的方法和法則的重要性。他還引述了徐氏(即徐理)的話:“務在守律象音,一調五音,各音自為主,使主常勝客,不至侵犯他調,駁亂音聲,斯為善矣。”意思是作曲要明確調性,這段話是《琴律發微》一書的主要依據。以后兩部分,即制曲凡例、起調畢曲部分,就是根據徐氏“使主常勝客,不至侵犯他調”的道理,進行了一係列具體闡述。如“以主聲倡之於首,則音調有統紀;以主聲收之於尾,則音調有歸宿”,否則“無相照應”,,“而脈絡亦不貫矣”。他主張在“主常勝客”的原則下,音調也要有變化對比,如各句之間“各有喚,有應、有間歇,有單聲、比聲,委曲轉換,韻度殊異”。又講到轉調,“取其音韻之變,最為奇妙”但在使用之后,“亦須隨即婉轉歸於主調方可”。在這浬,他強調轉調也必須遵循“主常勝客”的原則,在時機上要“隨即”,在方法上要“婉轉”,使之“歸於主調”,從而保持主調的優勢地位。
陳敏子強調主音、主調的道理,和近代作曲法中固定調性,明確調性,統一調性的原理是一緻的。它是琴曲創作取得豐富的實踐經驗,達到新的水平之后,合乎實際的理論總結。

 6.則全和尚《節奏、指法》

義海的琴曲演奏達到了很高的藝術境界,則全繼承了老師義海的傳譜,在儅時頗受推重。《琴苑要錄》中寫道:“后通曹太后(公元1015—1079)之侄孫名摭,字貴獲,得則全和尚妙本,遂傳授之,凡三十余年。”對於得之不易的“妙本”表示非常珍視。趙希曠也說:“宣和間(公元1119—1125)所傳曲調,唯僧則全為之勝。”說它是儅時最好的傳譜。
則全和尚《節奏、指法》從理論上總結了他的演奏經驗,是《琴苑要錄》中收錄的重要文獻之一。其指法部分繪有精細的手勢圖,並對各種指法詳加解釋,明代譜集如《風宣玄品》等,都繼承了這一傳統。其節奏部分對於品、調子、操弄三種體裁的不同奏法,作了具體分析。並舉例說明:“學琴者識曲之調頭,即能彈品;會彈慢曲,即能彈調子;唱得曲破,即會彈操弄。”他以儅時流行的曲子中的:調頭、慢曲、曲破,來類比琴曲中三種體裁,說明曲子與琴曲兩者之間有著共通的規律。
他根據義海提出的:“急若繁星不亂,緩如流水不絕”的演奏手法,又具體歸結出:“密處放疏,疏處令密”,意思是說在節奏緊湊,急促之處,一定要留有余地,而在徐緩的節拍中,卻需要注意氣勢的連接。他還以寫草書做比喻,來解釋斷句“須留一二分韻,取不儘處便作后句,謂之‘意有余’”。
關於曲調中的各種對比關係,他也有總結歸納,說:“凡節奏者,或是兩字相應,或是兩句,或是兩段,前后不同。可高以下應,輕以重應,長以短應,遲以速應。”他認為,對於上述這些演奏手法,必須結合各個琴曲的主題思想和風格特點來運用,切忌“其聲一般,全無分別”。為此,他例舉了《離騷》,《昭君怨》,《高山》,《流水》等著名曲目,逐一加以闡述,說明各有不同的演奏特點,決不能一般化地照搬。

 7.成玉礀《論琴》

見於《琴書大全》。作者就北宋政和間(公元1111—1117)琴壇狀況進行了廣泛的評論,指出儅時“京師、兩浙、江西能琴者極多,然指法各有不同。京師(即今開封)過於剛勁,江南失於輕浮,惟兩浙質而不野,文而不史”。這段話就南北各琴派的不同風格作了概括,特別肯定了兩浙的琴派。可見南宋浙派的興起,具有悠久的傳統。早在北宋時期,它已經處於領先的地位了。
他和則全一樣,很注意調子和操弄的區別,說:“操弄貴飄揚,而多失於無度;調子貴淡靜,而多陷於僻澀。”指出了兩者間不同的演奏風格,又提出它們容易產生的偏向。他還就儅時流行的調子,列出曲目,分門別類加以評述。
他反對盲目地遵從古譜,說:“古曲罕得,世俗所傳杳無明調,至律有不協,聲韻繁亂,自儅刪除,豈可蔽於一曲哉?”主張“參攷諸家,擇其善者從之”。
他對演奏姿勢、各種指法和力度處理等方面,進行了詳細的解說,並提出嚴格而具體的要求。但是,他更強調對樂曲的領會,說:“歲月磨煉,瞥然省悟,則無所不通。”如果對音樂意境沒有深刻的體會,只是一味苦練,也是達不到妙處的:“至於未悟,雖用力尋求,終無妙處。”

 8.趙希曠論彈琴

趙希曠的論述見於《琴書大全》。文章就“近世學者專務喝聲,或只按書譜”。這兩種偏向提出了意見。“專務喝聲”,就是只唱曲調忽視指法,這樣容易“變態不一,去古既遠”,學走了樣,以緻“忘古人本意”;“只按書譜”,就是只按照譜上的指法彈奏,頭腦中沒有曲調觀唸,這樣也會“泥輒跡而不通”,演奏得生硬呆板,毫無意趣。為此,他主張“喝聲、按譜,耳目不可偏廢”。同時,他還推薦了則全的傳譜和黃大中的演奏作為學習的樣本。這是針對學琴過程中出現的實際問題而作的分析,不同於一般空論。
關於演奏,元代還有吳澄寫的《琴言十則》(見《叢書集成初編》),列出十條演奏法則.大體沿用了唐代薛易簡的說法,這浬就不介紹了。

 9.碧落子《斷琴法》及其它

碧落子是廣東英德人石汝礪的號。《廣東通志》中說他“少穎敏,讀書過目成誦”,“明樂律,以琴為學”。蘇軾貶於惠州時,曾訪問過他。所著《斲琴法》見於《琴苑要錄》。他認為唐代張越、雷震只規定出琴的呎吋,但是“不言調聲之法”是很不夠的。於是他在文中除呎吋外,還講了削面、調聲諸法。
《琴苑要錄》中還有《斲匠祕訣》和《琴書、制造》部分,都是造琴法的專門著作。前者分二十條,編為口訣,便於匠人牢記要點。后者就造弦、制琴的各道工序和要求詳加論列,書中還繪有插圖。這些都是儅時造琴工藝的經驗總結,比唐代造琴法又有所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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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琴人

 第一節 琴人

 1.浙操徐門

明代初年,浙操徐門還不象後來那樣被人們推重。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六年(公元1373)開設文華堂,廣羅文才。那時經姚廣孝推薦天下能琴者三人:四明徐和仲、松江劉鴻、姑蘇張用軫,後兩人屬松江派,只有徐和仲是徐門嫡傳。朱權在公元1425年編的《神奇秘譜》中,雖有不少是徐門傳譜,但並未明確地標出。只是到了嘉靖以後,在許多出版物中,才一而再地強調了"徐門正傳"。一見於《梧崗琴譜》中陳經的序言:"觀其師友淵源所自,蓋徐門正傳也。"再見于劉珠的《絲桐篇》:""迄今上自廊廟,下逮山林,遞相教學,無不宗之。琴家者流,一或相晤,間其所習何譜,莫不曰:'徐門'。"還見於《杏莊太音續譜》:"遠而林壑,微而閭闔,尊而廊廟,所致諸曲動曰:'徐門'。"他們所以要如此強調"徐門",主要是和"江派"加以區別。如黄獻就説:"殆非江操之尋常者可比。"肖鸞也説:"蓋欲以別江操,而俾後之學者,審所尚也。"

徐和仲名詵,他是徐天民的曾孫。徐門琴技經過徐秋山徐曉山第四代傳到了徐和仲。他們原籍錢塘,後來徐曉山到四明(今浙江寧波)做官,徐和仲就在當地教書,講授"春秋"。明成祖朱棣在藩邸曾遣使召見,並給以賞賜。回來以後任四明邑庠訓導二十七年,一直到逝世。

徐和仲繼承家學,在琴界有很高的聲望。人們稱讚他的演奏是"得心應手,趣自天成",遠近人士慕名向他求學的很多。有一個姓薛的,因爲長於彈奏《烏夜啼》,人們稱他爲"薛烏夜"。他自恃小有名氣,不服徐和仲,很想讓徐和仲彈奏《烏夜啼》一曲,與之比比高低。可是,徐和仲卻總也不肯滿足他的願望。薛烏夜沒有辦法,只好求別人請他演奏此曲,自己藏在隔壁偸聽。曲終之後,薛烏夜才心服口服,拜倒在琴幾之下説:"願爲弟子,幸不負此生"(《寧波府志》)。可見徐和仲的琴藝,確實比一般人要高明得多。他作有《文王思舜》等曲,編有《梅雪窩刪潤琴譜》(《千頃堂書目》)。

黄獻(公元1485一1561後)字仲賢,號梧崗,廣西平樂人。十一歳入皇宮做太監。向戴義學琴。戴又是徐門高徒蘇州張助的弟子。黄獻自稱:"朝夕孜孜,頃刻無息","年躋六十餘,其志未嘗少倦"。嘉靖丙午年(公元1546),在十多個琴友的資助下,刊刻了《梧崗琴譜》。原收四十二首琴曲,十五年後楊嘉森又增爲七十一曲,改名爲《琴譜正傳》。這兩部是現存最早的徐門琴譜。這兩部琴譜,曲目之下多注有出處,如《樵歌》題下注著:"敏仲作,一名《歸樵》。秋山、曉山二翁屢訂本。"《漁歌》注著:"一名《山水綠》,歳庚戌(公元1370)九月,'梅雪窩'刪制。"從這些注解可以看出,黄獻收集的這些琴譜,確經徐氏幾代不斷刪訂。

肖鸞(公元1487一1561後)字杏莊,陽武人。自幼學琴,以後精研徐門之傳,"一日莫能去左右,計五十餘年。"他本來是"金陵世家,食祿萬戸。"以後做過武官"蚤馳聲於介胄,"晩年才集中情力於琴學,"晩希志于藝林"。"自甲寅春迄丁巳冬"(公元1554一1557)用了四年時間,和"一、二同志裁酌去取,合徐門正傳者若干曲。於是分五聲(按調分類)、益諸吟(增加序曲)、刪補各操,廣釋義",編成《杏莊太音補遺》琴譜,收七十三曲。兩年之後,肖鸞又從呉越收得一些琴曲,原來"未能悉合徐門",經他"反復訂正,方漸潛孚徐旨。"後又集中了三十八曲,編爲:《杏莊太音續譜》,其中有他自己創作的《石床讀易》等曲。

肖鸞力求這兩部琴譜符合徐門的要求。琴譜中毎曲都撰有解題,毎曲都編配一個前奏性的小型序曲,稱之爲"吟"。"吟"在内容與定調上和本曲相配合,如:《秋鴻》之前加《飛嗚吟》; 《離騷》之前加《澤畔吟》;《昭君怨》前加《秋塞吟》等等。這本來是唐末陳康士所提倡的體例,明初的《神奇秘譜》也多有沿用。到肖鸞之時,他從民間收得毎曲之前"悉有吟"的古抄本,於是致力於恢復這一傳統。個別曲目實在找不到合適的 "吟" 則在譜前注明:"屢考無吟,以俟後之君子。"和肖鸞同時的李仁所編的《太音傳習》收八十曲,也沿用了這一體例。

 2.虞山派

嚴澂(公元1547一162)號天池,又字道澈,江蘇常熟人。他是宰相的兒子,自己在甲辰年(公元1604)做過三年邵武知府。顯赫的社會地位使他在琴界起過很大的影響,類似宋末的楊瓚。在琴界他主要做了三件事:一、組織了虞山琴派;二、編印了《松弦館琴譜》;三、批判了濫制琴歌的風氣。

虞山派以常熟地區一個不大出名的皮山而得名。虞山之下有一條河叫琴川,嚴澂組織的琴社用了"琴川社"的名稱,所以也稱琴川派。常熟地方的琴人很多,有過徐門的影響。徐和仲的父親徐夢吉,號曉山,曾在常熟教過書。以後又有過一個著名琴師陳愛桐,嚴澂就是向他的兒子陳星源學琴的。據説嚴澂還向一個不知名的樵夫學過琴,嚴澂爲樵夫起了一個名字叫徐亦仙。嚴澂繼承了當地的琴學,又吸收了京師的名手沈音,字太韶的長處。用他自己的話説:"以沈之長,輔琴川之遺,亦以琴川之長,輔沈之遺"。綜合諸家之長,形成了風行一時的虞山派。後人概括虞山派的特點爲:"清、微、淡、遠"的琴風。虞山派又稱熟派,是明、清之際最有影響的琴派。

《松弦館琴譜》爲虞山派代表性的琴譜,是在嚴澂主持下,由當地能手趙應良等編訂成集的。所收二十二曲都是嚴澂自己彈過的琴曲,共中包括沈音所作的《洞天春曉》、《溪山秋月》等。從1614年初版到1656年曾多次再版,曲目陸續增爲二十九首。這個《松弦館琴譜》一度被琴界奉爲正宗。嚴澂提倡的"清、微、淡、遠。也被當作是最理想的琴曲演奏風格。其實,這只不過是當時士大夫階層的好尚,在琴曲表現上是很有局限性的。象陳愛桐所擅長的《烏夜啼》、《雉朝飛》、《瀟湘水雲》等優秀作品,因爲它的節奏急促;不符合嚴澂的口味,就被拒絶收入《松弦館琴譜》,後來徐青山收編琴曲時,改正了這一偏向。

嚴澂寫有一篇《琴川譜彙序》,收在《松弦館琴譜》中,可以看作是虞山琴派的綱領。它主張發揮音樂本身的表現力,而不必借助於文詞;認爲音樂表達感情有其獨到之處,是文詞所不及的。"蓋聲音之道微妙圓通,本于文而不盡于文,聲固精于文也。"文章針對當時一度風行的琴歌,進行了抨擊。認爲違背了琴歌的傳統。"吾獨怪近世一、二俗工,取古文辭用一字當一聲,而謂能聲;又取古曲隨一聲當一字,屬成俚語,而謂能文。噫!古樂然乎哉?蓋一字也,曼聲而歌之,則五音殆幾乎遍,故古樂,聲一字而鼓不知其凡幾。而欲聲字相當,有是理乎•適爲知音者捧腹耳!"嚴澂認爲傳統歌曲中,經常是一字拖長吟唱出許多樂音,並不是當時那種一字對一音的做法。他的這種意見是正確的。當時,琴壇一度出現一種濫制琴歌的風氣。它始自龔經的《浙音釋字琴譜》,把所有器樂化的琴曲,機械地毎一音都填上一個字作爲歌詞。這種歌詞不倫不類,邏輯混亂,語意重復,既無文采,更無詩意。楊掄楊表正等人也群起效顰,把一些古詩詞甚至散文,也一律逐字配音,所配曲調平庸呆板,根本無法演唱。這種歪風一時充斥琴壇,出版了不少質量低劣的譜集。由於嚴澂的大聲疾呼,適時進行中肯的批評,"一時琴道大振",改變了這種状況,虞山派受到了人們的尊重。

徐青山,原名上瀛,青山是他的號,太倉人。他的琴學和嚴澂同一淵源,也是來自陳愛桐。他曾向愛桐的兒子陳星源學《關睢》、《陽春》, 又向愛桐的人室弟子張渭川學《雉朝飛》、《瀟湘水雲》。徐青山和嚴澂既是琴友又是師兄弟,但他們的演奏風格卻不盡相同。徐青山並不反對快速的曲目,從而豐富並發展了虞山派的琴風。清代初年的胡詢龍,在《誠一堂琴譜》的序言中,總結了他倆人對虞山派琴學的貢獻:"嚴天池先生興于虞山,創爲古調,一洗積習,集古今名譜而刪定之。取其古淡清雅之音,去其纖靡繁促之響。其於琴學最爲近古,今海内所傳'熟操'者也。青山踵武其後,稍爲變通。以調之有徐者必有疾,猶夫天地之有陰陽,四時之有寒暑也。因損益之,入以《雉朝飛》、《烏夜啼》、《瀟湘水雲》等曲,於是徐疾鹹備,今古並宜。天池作之于前,青山述立於後,此二公者,可謂能集大成,而抉其精英者也。"

關於徐青山的演奏水平,有過這一段故事:他特別擅長彈奏當時流行的《漢宮秋》,京師掌管禮樂的陸符來江南,聽到他的演奏之後大爲驚異,認爲遠比京師的演奏高明。就問他:"你願意上北京去嗎?"徐説:"我是武舉出身,有一身武藝,正是報效國家的機會。"陸搖頭説:"你不在武職,用不著你的武藝。"並告訴他:崇禎皇帝會彈三十多曲,都是蜀人楊正經的傳授。他特別喜歡的《漢宮秋》,卻遠不如你的演奏。我打算向主管琴事的太監琴張推薦你,以便糾正他們的謬誤。但是第二年明朝滅亡,徐青山並沒有能去京師(陸符:《青山琴譜序》)。

徐青山所傳的三十多曲,經他的弟子夏溥在清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編印爲《大還閣琴譜》,即原來的《青山琴譜》。他還寫有《溪山琴況》共二十四條,系統而詳盡地論述了演奏要求,是關於琴的美學理論著作。這一著作被認爲是發展了宋人崔遵度:"清麗而靜,和潤而遠"的學説。

 3.紹興琴派

尹爾韜 (約公元1600一約1678)原名曄,字紫芝,別號袖花老人,浙江山陰人(今紹興)。年幼時因多病,父親命他學琴以自娯。有一次,在鄰居范與蘭家彈琴,在座的彈琴名手王本吾發現了他的才能,稱讚他:"何其故耶!""因教以指法、音律、雅俗之殊。"從此他的琴學有了明顯的進歩。他成年之後,遍遊三呉、八閩、淮海、湘湖等地,所到之處必訪當地能琴之士,和他們不倦地交流討論。"初善新聲,漸合古調,既而旁通曲暢,無所不究,積二十年,乃遊京師。"

當時京師正物色"依詠作譜"的人才。主持此事的中書舍人文震亨在北京的長安街頭遇到了尹爾韜,高興地説:"君至,譜成矣!"原來,崇禎皇帝寫了五首歌詞,有數百人應詔作曲,都未能中選。尹爾韜被推薦給皇帝,在仁智殿受到召見,並演奏了《高山》、《塞上鴻》等曲。尹爾韜受命譜曲之後,根據歌詞中"風雷""雨暘"等詞句,"審音取法,以散、泛、滾、拂、撥剌、輪、帶(指法),寫其情状,無不曲肖。"崇禎按譜撫弦,一一稱旨,不覺失笑説:"仙乎,仙乎,此人果有仙氣。"一時傳到宮廷内外,人們都稱之爲"芝仙",於是芝仙就成了作者的別號。尹爾韜後來被任爲武英殿中書舍人,受命整理内府所藏暦代古譜,《筲韶九成》等古本。在此期間,他寫出了《五音取法》、《五音確論》、《原琴正議》、《審音奏議》等著作。崇禎皇帝後來又寫了《崆峒引》、《爛柯行》等宣揚道家思想的歌詞五首,再命尹爾韜譜爲琴歌。譜成之後,還沒有來得及送上去,農民起義大軍入京,皇帝自盡,尹爾韜也亡命在外,輾轉流落到了蘇州。在蘇州他又寫了《蘇門長嘯》、《歸來曲》等琴曲。這些作品連同其他傳譜共七十三曲,經友人孫淦編爲《徽言秘旨》及《徽言秘旨訂》刊印於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

張岱(公元1597一1689)字宗子,又字石公,號陶庵,又號蝶庵。他和尹爾韜同郷,都是山陰人。他雖沒有做過官,但出身於仕宦之家,生活優裕,"服食甚侈,日聚海内勝流,徴歌度曲,諧謔並進。"他除精於琴外,在文學藝術方面也很有修養,著有《陶庵夢憶》。書中介紹了紹興琴派,范與蘭絲社等有關琴的事迹和史料。張岱先向紹興琴派的王侶鵝學了《漁樵問答》、《搗衣》等曲,接著只用了半年時間向王本吾學會了《雁落平沙》、《烏夜啼》、《漢宮秋》、《高山》、《流水》、《梅花弄》等二十余曲。王本吾的指法圓靜微帶油腔,張岱在他演奏的基礎上 "以澀勒出之",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張岱和同學范與蘭、尹爾韜、何紫翔等組織了一個絲社。毎月集會三次,象琴川社那樣交流切磋琴藝。張岱認爲:"紫翔得本吾之八九而微嫩,爾韜得本吾之八九而微迂。"他們四人合奏"如出一手",聽者都爲之折服,是絲社中水平較高的。以後從外地來紹興的琴人,在演奏上"結實有餘,蕭散(瀟灑)不足",其演奏技藝沒有超過王本吾的。

 4.琴歌作者

明代琴歌數量很多,僅專集就有十來種存世,但有關琴歌作者的史料卻不多見。琴歌作者往往是多産作家,沒有明顯的師承淵源,也沒有形成有影響的派別,這可能和他們的藝術水平和社會地位有關。後人以爲琴歌作者屬於江派,和浙派並立,這是一個誤會。早期的琴歌專輯就以"浙音釋字"命名,作有大丘琴歌的尹爾韜就是浙江人,還有一個陳大斌也是浙江人。

陳大斌字伯文,號太希,活動在萬暦、天啓年間,浙江錢塘人。于萬暦四十年(公元1612)到過北京,受到人們的注意。他對琴學曾"殫精竭思五十餘年",以後又不避旅途的艱辛,遍訪湘沅、河洛、燕趙、鄒魯、禹穴等地的知名琴家,其中包括:杭州傳《普安咒》的李水南、紹興的徐南山,山東的徐門郭梧崗,陝西的崔小桐等。通過和這些知音同好者的交流和研討,琴學有了更多的進益。現存有他編集的《太音希聲》琴譜,成書於天啓五年(公元1625)。此書所收三十六首琴歌,包括有陳大斌自己創作的《漢宮春》等十多首。作者無力付印,就約同好者和他的學生,各就自己喜歡的琴曲分頭制板,陸續成書。因之全書體例頗不一致,内容和目録常有出入,甚至在序言中提到他配曲的作品,如:《正氣歌》、《醉翁亭》等也沒有收入。

下面是一般琴書、琴譜中不曾著見的琴歌作者:

陳詩字君采,華亭人。繼承父親的傳授,"亦妙解琴理,嘗以《胡笳十八拍》造爲琴曲,抑揚怨慕,聞者感動"(《松江府志》)。他還把琴藝傳給了曹可述。

呉歸雲字流章。"幼讀書善文詞","嘗自造五音譜,凡《國風》、《雅頌》及《白雲謠》、《大風歌》, 漢唐以下樂府皆譜入琴中,審音察理,晰及毫釐,人以爲神技"(《山陽縣誌》)。

陸堯化字和卿。"以讀書得羸疾","尤工於琴,所著《琵琶行》、《白頭吟》、《蘭亭秋興》、《答蘇武書》、《別恨二斌》凡百餘譜,皆矜慎不傳"(《平湖縣誌》)。

虞謙號樵穀,善琴。嘗聽人讀《大學》聖經,倚而譜之,作商調曰:"讀書聲"。其高弟汪一恒爲續《中庸》、《論語》、《孟子》首篇(《浙江通志》)。這是以散文譜曲的例子,不僅藝術上不足取,内容上也是宣揚儒學,是琴歌走人歧途的明顯標誌。

 5.抗清琴人

清兵入關,奪取了統治地位,隨即對各地人民進行殘酷的鎮壓和迫害。廣大群衆不堪忍受,在我國南方各地掀起了抗清運動,不少琴人也參加了這一正義鬥爭的洪流。

鄺露(公元1604一1650)廣東南海人,能詩善琴,"負才不羈,常敝衣趿履,行歌市上,旁若無人"(《池北偶談》)。年青時,因騎馬衝撞了南海令的車駕,被削名,免去了進士的資格。他寫有《西瀾修琴社》、《琴酌送羽人詩》等作品。平生珍愛兩張名琴,一個唐琴"綠綺台",一個宋琴 "南風",都是過去皇宮禦用的珍品。清兵入,鄺露以中書舍人的身份,"與諸將戮力死守,凡十閲月,城陷,不食",抱琴而死。後人有《抱琴歌》挽之,其中:"城陷中書義不辱,抱琴西向蒼梧哭"等詩句,表達了對死者的敬仰(《廣東通志》)。

華夏字吉甫,別字嘿農,浙江定海人,後遷居邨縣。自幼以聰穎見稱,是當時六狂士之一。生平善鼓琴,精研琴理,著有《操縵安弦譜》。明亡,與錢忠介圖反正,事敗被捕,在獄中繼續訂正他的《操縵安弦譜》,象平日那樣彈琴賦詩。被害後,作品也沒有留傳下來(《鮚椅葶集》)。

李延罡(公元1628一1697)原名彦貞,字辰山,號寒村。自幼隨從父親學醫,年青時在桂林參加過唐王起事。失敗後,隱居于浙江平湖的佑聖宮,以道士身份醫病自給。病人有從幾百里外來請,他也不辭勞苦去應診,不計報酬。得到酬金就用來買書,積書二千五百卷,後來又都送給了朱彜尊。他長於彈奏的《霹靂引》,是得自韓石耕的傳授(《平湖縣誌》)。

金瓊階字德宏,華亭人。祖先黑兒本爲鳳陽人,明初以戰功賜爵,世襲金山衛千戸。明亡之後,他去掉代表身份地位的幅巾,穿上草鞋,不再和上層人士接觸。遇到人就裝瘋賣癲,人們叫他"金癡"也不在意。他好鼓琴,著有琴書。《蓴郷贅筆》中説:"松江府以藝稱者……,琴師則有金德宏,後起紛紛,倶不足道也。"有人慕名登門造訪請他彈琴,往往遭到拒絶。可是卻經常彈給鄰居們聽,這些種田的、放牛的,穿著簔衣,光著脚,擠滿二屋子。"郷農不解古調,則爲之鼓漁歌及牧童詩,無倦色。"曲終之後,大家鼓掌歡迎,他也爲此而高興。象這樣肯於接近勞動人民,並且演奏民間歌曲的琴人,是很難得的。
他還是個栽培植物的能手,培植有幾百株盆樹遠近聞名。有個大官派人向他索取,他全部連根拔掉,從此再也不種它了。他家經常無米下鍋,卻拒絕富、顯者的施捨,"士大夫饋之粟帛,輒罵不納。"有時弄清楚餽贈者身份之后,才肯留下一部分。
金的琴學弟子有三個人,他曾分析他們說:"哀曰市,沈曰天,王曰隱。"后來這三個學生的行為,果不出他所料:袁子彝以琴游於公卿間;沈維存夭折而亡,只有王汝徳傳琴給他兒子。金瓊階自己制作了一些琴還流傳在民間(見:《松江府志》,《沈起元撰傳》、《吳騏集》、《婁縣藝文志》)。

 6.工匠琴人

在工商業發展的城鎮,還有了一些能琴的工匠,儘管在儅時的社會條件下,這些人是不被重視的,史籍中也很少這方面的記載,但我們著意搜尋,還是可以找到這方面的材料。

徐染匠 他常去虞山打柴,遇到人們聚會在昭明讀書台彈琴,他也放下柴擔,坐在一徬傾耳細聽。一次,在聽琴時,他忍不住笑著打斷說:“第五弦還沒有調準呢:”彈琴者不滿地問:"你是什麽人,也懂琴嗎?"后經檢查,果然五弦尚未調好。於是眾人也約他參加彈奏。他彈奏后,大家對他的出色琴技大為驚異。經了解,這人姓徐,本來是一個染匠。據說虞山派的嚴澂就是得自他的傳授。嚴澂還為他起了一個名字叫"徐亦仙"(《借月山房匯鈔・柳南隨筆》)。

某木匠 萬曆末年,穎州監守詹懋舉彈琴時,發現門外站著一個木匠,象是談論他彈的琴曲。於是問他談論什麽,並請他彈奏。這木匠也不客氣,坐下來彈了一遍剛才那首琴曲。詹聽后大為驚異,問他向誰學的,木匠說是向一個賣柴人學的。詹給他錢,他不接受那么多,說:“受工之值而已。"詹懋舉以后經常請木匠來教琴。木匠看到詹的琴都是些“下材",就將老師給自己的一張好琴轉贈給詹懋舉(《池北偶談》)。

朴帽匠 湖北黃崗有一個補帽匠,經常挑著工具擔,往來於黃崗、團風之間。人們也不知道他家在那里,他隨身帶有簡單的生活用品,還有書和琴,走到哪浬就住宿在哪里,自己燒水做飯,有時還讀書、彈琴。問他姓名,才知道姓何名白雲(《黃州府志》)。

 7.斲琴能手

明代帝王經常大批造琴,出現了一些斲琴能手。嘉靖間有爲衡王造琴的馮朝陽,有爲益王造琴的涂桂、崇禎間有爲内府局監制的琴張,他們與其他工匠一起,成百上千地造出琴來。潞王的“中和”琴數百張,至今還常能見到。在当時,民間也有不少斲琴能手。

張敬修 練川人,他的治琴被称爲呉中絶技之一。《陶庵夢憶》中説他的斲琴技藝上下百年無敵手。常熟琴人陸太徴請他試用楷木制琴.効果比桐木還好。《松弦館琴譜》中有嚴澂的《楷琴記》記此事,至今民間輙有不少他所造的琴。

施彦昭 武陵人,能弾琴,尤工于斲琴。天台陶凱有詩贊他:“武林城中百万家,斲琴施氏良足誇。嗟哉!施氏之外無復人,桐樹枯死終爲薪”(《西神客話》)。

呉拭 宇去塵,休寧人,善詩,工書画,所制之墨和漆器很有名。他精于琴理,著有:《訂正秋鴻譜》。嘗人山選択琴材,他所制之琴称“去塵琴”(《休寧県志》)。

嚴調御 字印持,余杭人,從小学琴,又長于修琴。有一次他去呉興作客,主人家藏有唐代的雷氏琴。“国工理之,不中宮商。”經他修理之后,情况大不相同,和其他琴同時弾奏,十歩之外,只聽得此琴。主人見他有如此妙手回春的本領,慨然以琴相贈(《蓴湖漫録》)。


 第二節 琴曲

 1.朱權和琴曲《秋鴻》

朱權(公元1378一1448)號臞仙,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洪武三十六年(公元1393),封在今天的承德一帶爲甯王。曾統領精兵八萬,"數會諸王出塞,以善謀稱。"明成祖朱棣在皇族之間爭權的鬥爭中取得帝位,隨即把朱權遷到了江西南昌。當時有人誣告朱權"巫蠱誹謗"之罪,幸而經調査,所誣不實,才算免於追究。從此,朱權爲免遭不測,成天閉門讀書、彈琴,不問政事(《明史》)。琴曲《秋鴻》和他 "與時不合,知道之不行","欲避地幽隱,恥混於流俗,乃取喩於秋鴻"的思想状況是吻合的。

朱權在琴學上的主要功績,是主持編印了《神奇秘譜》。這是現存最早的古琴譜集,有很高的史料價値。《神奇秘譜》經朱權"屢加校正,用心非一日",歴時十二年之久,千1425年成書。全書共收琴曲六十二首,分上、中、下三卷。上卷十六曲爲"昔人不傳之秘",稱爲"太古神品"。包括《廣陵散》、《高山》、《流水》等唐、宋以前的古曲。這些古曲由於久已無人演奏,譜式古老,基本上沒有點句。中、下卷是編者"親受者三十四曲",稱爲"霞外神品",源于宋代浙操《紫霞洞譜》, 沿用了元代《霞外譜琴》的名稱。各曲之前多有詳盡的解題,爲琴曲的源流演變及内容表現,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後世琴曲解題多沿用之。編者的治學態度是嚴謹的,但是由於歴史和階級的局限,儘管他聲稱 "其一字一句,一點一畫無有隱諱",卻還是把"其名鄙俗者,悉更之以光琴道"。他所説的"鄙俗",很可能恰好是反映了勞動人民的願望和要求的曲名。經過他這樣"更之",只能是隱諱了琴曲和民間音樂的聯繫,給我們準確地理解這些音樂作品帶來了麻煩。

朱權編輯《神奇秘譜》,主張尊重各家、各派的不同特點,反對強求一律。他認爲:"操間有不同者,蓋達人之志焉","各有道焉,所以不同者多,使其同,則鄙也!"這一點是很可貴的,他曾命五名琴生"屢更其師而受之",爲的是廣泛吸收諸家的長處。在藝術上容許不同風格並存,無疑是正確的。可能正是基千這樣的思想,他的許多傳譜雖是源自浙操徐門,卻不象後世那樣強調 "徐門正傳"。

後世許多琴家都認爲《秋鴻》琴曲的作者是朱權,但也有人認爲是郭楚望,這還是一個有待研究的問題。已收入《神奇秘譜》中的《潇湘水雲》、《泛滄浪》都已經明確標出其作者爲郭楚望,看來不會偏偏在這一個曲子中加以隱諱。《秋鴻》一曲編在《神奇秘譜》一書的最後。一則是它用了緊二、五、七弦的姑洗調,即清商調,限于體例,所以如此編排;一則也可能是編者表示謙虛,將自己的作品附于卷末。譜中《秋鴻》一曲,在解題之後加有朱權自己寫的同名長賦,賦中更詳盡地闡明了此曲的主題思想和藝術表現手法。在賦的末尾還寫道:“嗟世途之擾擾,豈混俗乎庸常?因重其志之高遠,乃作是操已頡頏”。“或問制作者其誰?苟非老于琴苑,孰能爲之揄揚?乃西江之老懶,誠天胄之詩狂,羌扶醉以寫興,故罄刻于是章。”其中“西江”指他所居住之江西,“天胄”指他皇世子的身份,含蓄地講出了作者正是他自己。另外,《秋鴻》譜中加有一些小注,如第二十七段:“此段闊遠,須當指授,庶免斷續窘促失節之病,與遠落平沙意同。”這一注解顯示出編者在琴曲演奏方面的一番用心,確與其他諸譜有所不同。此曲即使並非朱權之作,也是他所心愛的作品。

《秋鴻》各段都有小標題,有可能是作者所加。這些標題對了解全曲的表現和構思有更直接的參考意義,現錄之如下:

一、淩雲渡江 二、知時賓秋 三、月明依渚
四、呼群相聚 五、呼蘆而宿 六、知時悲秋
七、平沙晚聚 八、南思洞庭水 九、北望雁門關
十、蘆花月夜 十一、顧影相吊 十二、沖入秋旻
十三、風急雁行斜 十四、寫破秋空 十五、遠落平沙
十六、驚霜叫月 十七、延頸相聚 十八、知時報更
十九、爭蘆相咄 二十、群飛出渚 廿一、排雲出塞
廿二、一舉萬裏 廿三、列序橫空 廿四、啣蘆避戈
廿五、盤聚相依 廿六、情同友愛 廿七、雲中孤影
廿八、問訊衡陽 廿九、萬裏傳書 三十、入雲避影
卅一、列陣驚寒 卅二、至南懷北 卅三、引陣沖雲
卅四、知秋入塞 卅五、天衢遠舉 卅六、聲斷楚雲

象這樣多達三十六段的大型作品,在琴曲中也是不多見的。人們常把它和《廣陵散》相比,規模之大兩曲是接近的,但在結構、風格上並不相同。兩曲的創作時代畢竟相距一千多年,而且表現的內容也是很不相同的。《秋鴻》描寫雁群在嚴冬即將來臨的深秋時節,從北而南的遠征,表現作者“遊心于太虛”、“志在霄漢 ”的思想境界。全曲以雁群在高空的飛翔爲主,穿插以夜晚露宿的情節,表現了旅途的遼闊遙遠。降落平沙的場景共兩次:一次在第五段到第十一段;一次在第十五段到第十九段,在雁群起飛和降落時所用的音調是不相同的。

在起飛的部分,有兩個主要音調經常出現在段落的開頭:一個具有遠走高飛、任重道遠的意趣,用在第一、二、九段及末段:

(省略五線譜)

另一個表現征途中和風險搏鬥的緊張場面,出現在第十三、十九、廿四、卅三各段。每次出現都稍有變化。在第十三段“風急雁行斜”中是這樣的:

(省略五線譜)

在演奏上通過“散拂”加強重拍,還有大跳進行的上行模進,造成了風雲緊急的氣氛。

在樂曲描寫雁群降落部分,或其相鄰各段,多用同一短小樂句的重複作爲開始,多大十多次。具有描寫近景中雁群鳴嘤相友的效果。短小樂句每次運用略有變化,如:

(省略五線譜)

通過上述這些相同或相似的曲調的反複出現,保持了各段之間音調的統一。

從全曲布局來看,各樂段配合曲情的發展,是有所變化的。比如調式安排,廿五段以前基本上用羽調式,末十段則正式轉入宮調式。又如泛音段落,前十五段每隔三、四段就出現一次,以後就比較少用。全曲在統一之中又有變化。

正是因爲琴曲在藝術效果上要求較高,所以《琴學初津》在後記中說:“曲中用指極難,起、承、轉、合,各有神妙。所以三十余段之多,不嫌其繁複”。又說:“最神妙者,在于虛罨、帶起、撥剌(指法),及一氣連絡之處。若以是操與《潇湘》、《騷首》等操,譜得其神意節奏,無難合之曲矣。”這就是說,它在藝術成就方面達到了很高的境界。關于類似的評價,還可以舉《琴苑心傳》中的一段話:“其指法音調,卓乎高古,至神至妙,無以加茲,誠學者之至寶也。”看來,這些評論已經把它推到了頂峰。所以《五知齋琴譜》說:如果與其他琴曲同台演奏,應該把它放在壓軸的地位,否則其他琴曲就要相形見绌了。“如遇群賢,鼓時必落後奏爲妙,若先彈此曲,使諸音皆閉,覺大無意趣。”把《秋鴻》的成就說得這樣高,也許絕對化了。但是,可以看出,後世琴家對它是異常推重的。明清以來,刊傳此譜達三十種,是大型作品種最流行的琴曲。


 第三節 琴論

明代的琴學理論著作,雖不如宋代豐富,但針對琴學中產生的一些問題,提出了合理的意見。如:朱權反對琴曲風格強求一律;嚴澂批評脫離演唱實際所填配的琴歌等;冷謙和徐青山則比較係統而深入地探討了演奏美學的問題。

 1.冷謙《琴声十六法》

冷謙字起敬,號龍陽子,錢塘人。元代末年隱居于呉山頂上。他精于《易》,崇尚道家思想,繪畫也很有名。冷謙還"饒音律,善鼓琴,飄飄然有塵外之趣。"明代洪武初年(公元1368),授協律郎,參予制訂雅樂,著有《太古遺音》一書,曾由當時著名文人宋濂爲之作序。
明代項元汴的《蕉窗九録》中載有他的:《冷仙琴聲十六法》。文中把對琴聲的要求總結爲十六個字,即:輕、松、脆、滑、高、潔、清、虚、幽、奇、古、淡、中、和、疾、徐。在逐條闡釋時,有不少分析是結合琴聲的演奏特點的。如:取音乾淨利落,"絶無客聲"(潔、清);流暢而多變(滑、奇);節奏"急而不亂,緩而不斷"(疾、徐);音質"響如金石","輕而不浮"(脆、輕)等。這些都是實際演奏經驗的總結,因而講得詳盡而具體,不同於一般泛泛之論。在書中還指出達到這些要求的演奏方法,如:要彈出"脆"聲,應當是"指必甲尖,弦必懸落",運用"腕中之力"。又結合樂曲的章法結構談演奏,象表現"奇"時,"至章句頓挫曲折之際,尤不可草草放過,定有一段情緒。"這些對指導演奏和樂曲的藝術處理都是有意義的。
《琴聲十六法》是在前人有關論述的基礎上,加以發展的成果,它繼承了前人辨証地論述方法,經常把兩個互相對立的因素同時並提。比如講"滑"時,也講了和它相反的“澀"和"留",。說:“音嘗欲澀,而指欲滑","有澀不可無滑,有滑不可無留","留者,即滑中之安頓處也。",其它象:"重而不虛,輕而不浮,疾而不促,緩而不弛"等等,都是從對立的兩個不同的側面加以論証,從而防止了演奏中的片面性和絕對化,有助於全面地理解和表達琴曲。文中還運用形象化的語言和比喻等方法,把一些抽象的概念講得活潑而生動。如講"高"時,說:"故其寧靜也,若深淵之不可測,若喬岳之不可望;其為流逝也,若江河之欲儘,若三籟之欲無聲。"講"清"則說:“澄然秋潭,皎然月潔,溏然山濤,幽然穀應。"這些切合於音樂表現的形象化的描述,有助於啓發人們的想象力。
必須指出的是,《琴聲十六法》最終目的是要求人們的演奏,達到象冷謙那樣"飄飄然有塵外之趣",使人們超脫現實去追求"體氣欲仙"、"令人起道心"的音樂效果;他反對"從時",說:"時師欲娛人耳,必作媚言,殊傷大雅。"為追求所謂"大雅",又提出:"高,潔,清、虛、幽,奇,古,淡"。這種虛無縹緲的情趣和"古、雅"的琴曲要求,和勞動人民的音樂好尚,有著明顯的距離。片面地強調這些"雅趣",只能使琴曲藝術更加神祕莫測,脫寓廣大群眾。同時,這些論述都沒有聯係具體的作品內容,只是抽象地、孤立地提出要求,容易導緻唯美主義的偏向。

 2.徐青山《谿山琴况》

《溪山琴況》見於《大還閣琴譜》,它是以《琴聲十六法》為基礎,加以豐富、發展的琴學理論著作。文中將原來的十六法,增為二十四況,條目添加了三分之一。這二十四況是:"和、靜、清,遠、古、淡、恬、逸,雅、麗、亮、采、潔、潤、圓、堅、宏、細、溜、健、輕、重、遲、速。"其中有些是沿用了原有的稱謂,如:清、和、古;有些名稱雖改,含義一樣,如:徐、疾改為遲、速,脆、滑改為堅、溜等;有的則是徐青山另立的新目,如:重,恬、宏,細,麗、亮等。
《溪山琴況》也象《琴聲十六法》那樣,對每況都作闡述,而且寫得更為詳儘,有些分析頗有獨到之處。如在"和"的條目下,除了講弦音要諧和之外,又分為"弦與指和"、"指與音和"、"音與意和",這三層意思。把冷謙所說:"和為五音之本"的道理,作了進一步的發揮。又如講"恬"時說:"興到而不自縱,氣到而不自豪,情到而不自擾,意到而不自濃。"要求演奏者對樂曲情緒的表達,要留有余地、有所控制。
有些論述是聯係了演奏中的實際情況,如在"細"中指出:"初人手者,一理琴弦,便忙忙不定,如一聲中欲其少停一息而不可得。"這確實是一些初學者很容易犯的毛病。又如在"速"中,以天地有陰暘,四時有寒暑為例,強調了遲、速對比變化的必要性,說:"若遲而無速,則何以為結搆,速無大小,則亦不見其靈機。"又舉出《雉朝飛》和《烏夜啼》這兩首演奏速度較快的琴曲,和《陽春》,《佩蘭》對比,並指出前者:“忽然變急,其音又係最精、最妙者,是為奇音。"對於嚴澂片面排斥演奏速度較快的曲目的觀點,實際上是反對的。
《溪山琴況》針對《琴聲十六法》的不足,補充了一些新條目並進行了闡述。如講"重"字,說:“情至而輕,氣至而重,性固然也。"從音樂表現需要的角度,提出"重"的意義;又介紹了傳統的"彈欲斷弦,按如入木"的演奏方法,以實現"重"的要求;還提到"指下雖重如擊石,而毫無剛暴殺伐之疚。"防止重得過分可能帶來的缺點。又如講"宏"時,強調說:"至使指下寬裕純樸,鼓盪弦中,縱指自如,而音意欣暢疏越,皆自宏大中流出。"這樣就避免了只講究輕、細、淡、虛的片面性。
《溪山琴況》雖有這些成就,但總的看來,行文不如《琴聲十六法》精煉。分為二十四條,也嫌過於繁瑣、重復。它和《琴聲十六法》一樣,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崇雅排俗的偏見,也沒有改變離開琴曲內容表現,空談演奏手法、要求的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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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

 第一節 琴人

清代的琴人很多,僅見於記載的就超過千人,其中以經濟文化發達的呉越地區最爲集中。一些成就較高,影響較大的琴家多出在這一地區。他們繼承了明代琴人的傳統,不少同好者朝夕相處,互相切磋,共同研討;有的定期聚會,組成琴社,經常交流觀摩;有的遍訪外地琴友,廣泛吸收各家之所長,不斷豐富提高自己的演奏。一些知名琴師在子弟或琴友的幫助下,輯印了自己的傳譜。清代編印的譜集超過明代一倍以上,有些流行的版本多次再版,同時還有不少未及刊印的抄本、稿本傳世。這些情況都説明琴曲藝術,在當時具有廣泛的群衆基礎。

清初韓〓、莊臻鳳等人創作了不少琴歌,歌詞的藝術性較比明代要強。廣陵派接過了虞山派的傳統,以揚州爲中心,師徒相傳,人才輩出。同時,在加工整理傳統曲目,發展演奏技法方面,有著突出成就。在這一時期,還有國師金陶及其後繼者廣泛的藝術活動,一時頗著聲譽。

 1.韓〓及琴歌作者

韓〓、莊臻鳳、程雄、蔣興儔在清初傳有大量琴歌。這些琴歌體裁短小,形式多樣,和明代琴歌的風格不同。歌詞也較有意境,但曲調能經得起時間考驗的爲數不多。

韓〓(〓= 約公元1615一約1667),石耕字,宛平人(今北京大興)。從小隨父親到了南方,往來于呉越間,以琴名聞江左。他最擅長演奏《霹靂引》,人們形容他演奏這支琴曲,可以"直使山雲怒飛,海水起立。"可以想見,他的演奏很有氣魄,是很有感染力的。毛奇齡回憶少時聽韓演奏,認爲他的琴曲源于北曲,所以沒有節拍。有一次他"以琴遊山陰,蔡君子莊悅其聲,而惡其無拍,思以節節之。毎以掌按拍,山人大怒,推琴而起曰:'此不足與言也'"(《競山樂録》卷四)。他不肯輕易爲達官豪紳們彈奏,這些人把他請到家裏,小心奉陪到夜晩,也不一定能聽得上幾曲。在彈奏過程中,如果有聽者談笑,他就立即變色推琴而起,任憑主人再三致歉,也不肯再繼續彈奏下去。錢塘縣有一監司將之官,派人請他教琴,他對來人説:"可以,但非執弟子禮不可。"監司聽説他如此矜持自負,也就不敢來求教了。由於他如此倨傲不遜,所以終生窮困潦倒。

他的全部財産只有一張琴和兩竹筐詩文。他寫有數百篇詩文,輯有《天樵集》。其中有仿白居易《醉吟先生傳》所寫的《醉琴先生傳》,是長數萬言的自敍詩,寫他從北京流落江南的經歴,江淮人士頗有傳鈔。他對自己寫的東西非常珍視,走到哪里都隨身攜帶。有人邀他出遊,他住往推辭説:"我的東西在這兒,不便輕易離開。"他終生不曾結婚,晩年寄居在他哥哥家裏。所寫詩文托一個老媼保管,在他生前就已經被用來燒火做飯、糊裱房舍損失殆盡。死時才四十三歳,死後還有一個名叫成忍的福建僧人,不遠千里趕來求琴,知道老師已不在人間,痛哭而去。他所傳的《忘機》、《釋談章》收在程雄所編的譜集中(《西湖客話》、《陋軒詩》、《平湖縣誌》)。

莊臻鳳(約公元1624一1667後)字蝶庵,揚州人,善琴,兼長醫術。幼年隨父居南京,因體弱多病,從虞山請來白雲先生醫病兼教彈琴。以後,又就正于當代名家,攻琴近三十年。他和韓〓的關係密切,經常對人讚揚韓的琴藝,認爲比自己高明。他和人們談到韓〓身後的淒涼景況,常"相爲流涕"。莊臻鳳非常喜愛西湖的山水景色,經常到那裏客居。"暇則屏居蕭寺,臥起禪榻。弄弦作響,木葉紛墜,冷風西來,薄寒中衣,蝶庵俯而思,仰而嘯",進行琴曲創作的構思。所作十四曲收在《琴學心聲》中,大部分是有歌詞的。比較流行的是無詞的《梧葉舞秋風》和收在《松風閣琴譜》中的《春山聽杜鵑》(《琴學心聲•自序》、《思古堂集•王先舒序》)。

程雄字穎庵,安徽休寧人。幼時喜騎射、擊劍,後棄而學琴。"離北平而遨遊四方,以琴名世,僑寓武林西湖之上。"得韓石耕、陳山岷指法,"所彈曲操","一時無出其右者"。他象他的老師韓〓一樣,對自己的琴藝非常矜重,"有以百金求指授者,雄擲金罵曰:'若錢奴耳!奈何辱桐君!?'"一時名流如朱彜尊、毛稚黄、王士禎等人制詞題贈,他都譜之入琴,集爲《抒懷操》,收在《松風閣琴譜》中。其中《九還操》、《松風引》是自敍性作品(《松風閣琴譜》、《徽州府志》)。

蔣興儔(公元1639一1696)字心越,浙江金華府婺郡浦陽人。受琴于莊臻鳳、褚虚舟。原爲杭州永福寺住持,公元1677年避亂東渡日本,公元1692年任水戸岱宗山天德寺住持。他初到日本時,語言不通,靠書、畫和琴與人交往。他帶有五張琴,還帶有《松弦館琴譜》、《理性元雅》、《伯牙心法》、《琴學心聲》及自己撰寫的《諧音琴譜》。向他學琴的有醫生人見竹洞,還有慕府旗下志杉浦琴川。琴川又傳琴給小野田東川(公元1683一1763)。東川開始以授琴爲業,教了不少琴生。據兒玉空空《琴社諸友記》所載,琴友多達一百二十人。日本人尊蔣興儔爲東皐禪師。現存《和文注琴譜》、《東皐琴譜》收有他所傳的琴歌,歌詞多爲歴代詩詞(井上竹逸《隨見筆録》、香亭迂人《七弦琴之傳來》)。

清代琴歌作者還有:沈琯,字秋田,編有《琴學正聲》(公元1715)。汪恒(公元1692一1759)又名紱,字雙池,著有《立雪齋琴譜》(公元1730)。還有陝西長安的王善(公元1678一1758後)字元伯,在《治心齋琴學練要》中收人自己的創作共七曲。包括爲李白《幽澗泉》和岳飛《滿江紅》所譜的琴歌。

 2.廣陵派

江蘇揚州位於長江、運河交流之處,交通發達,經濟、文化都很繁榮。清代名畫家在這裏聚集,有"揚州八怪"之稱。李鬥有《揚州畫舫録》記載了這裏文化生活的盛況。這裏的琴家馳名遠近,稱爲廣陵派

徐常遇字二勳,號五山老人,清初順治時人。他彈琴的風格近于虞山派,是廣陵派的首創者。廣陵派後來對於傳統琴曲的加工、發展很有成就,但是徐常遇在當時對待傳統琴曲卻非常慎重。他對"古琴曲傳至今日,大都經人刪改"的情況,提出了"古曲設有不盡善處,可刪不可增"的原則。他認爲如果"大麯過於冗長重遝"是允許"大加刪汰而成曲者。"他舉出《羽化登仙》刪爲《岳陽三醉》,《漢宮秋月》刪爲《漢宮秋》,《漁歌》刪爲《醉漁唱晩》的例子説:刪改者必須"能識作者之旨不可。"堅決反對"無知妄人,謬爲妄刪。"他認爲刪比增好一些,理由是刪得不好,最多"如古玩字畫之有破損,其未損處,故仍未嘗減色也。"可是增添得不恰當,就象一碗清水加進了汚濁,再也"無還原之日矣"。甚至認爲"即使加得極佳,終非古人本來所有"(《二香琴譜》)。他這樣過分強調"古人本來所有",其實是限制了人們的發展創造,在實際上是行不通的。以後廣陵派發展、加工傳統琴曲的作法,實際是否定了他這一看法。

他編有《琴譜指法》,公元1702年初刻於響山堂,以後又重刻於澄鑒堂,經他三個兒子校勘成書,就是現存的《澄鑒堂琴譜》。他的長子徐祜,字周臣。三子徐禕,字晉臣。他倆人年輕時曾去北京報國寺,"擁弦角藝,四座傾倒。"一時京師盛傳"江南二徐"。康熙皇帝"聞其名,召見暢春院。祜、禕對鼓數曲"。弟兄三人中以徐禕的成就最大,他父親的琴書編輯出版,主要得力於他。《揚州畫舫録》中也説:"揚州琴學以徐祥爲最。"有人以唐詩:"一聲之動物皆靜,四座無言星欲稀",來讚美他的彈奏。徐禕的兒子徐錦堂,繼承了父親的琴學,並傳給了廣陵派的後繼者呉[火工]。

徐祺字大生,號古琅老人,也是揚州著名琴家。他"篤志琴學,遂臻妙梧"、"毎以正琴爲己任。"曾遍訪燕、齊、趙、魏、呉、楚、甌越知音之士,"名震都下,爲昭代之首推。"徐祺廣泛研究各家各派的傳譜,積三十餘年,編成《五知齋琴譜》。所收三十三曲中以熟派(即虞山派)爲主,兼收金陵、呉、蜀各派。曲譜中除解題、後記之外,還有許多旁注。這些文字記敍了對樂曲的理解和分析,井精細地注明出處及自己所加工之處。由於加工發展得比較成功,記譜又精密細緻,深受琴家的歡迎。

《五知齋琴譜》編成之後,很久未能出版。過了五十四年之後,他的兒子徐俊在安徴遇到了知音者周魯封,在周的幫助下,才於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首次刊印。徐俊字越千,周魯封字子安,他兩人的關係被譽爲當代的伯牙和子期。"越千有譜,子安能考訂而玉成;子安善琴,越千能推敲而屬和。"周魯封參予了《五知齋琴譜》的編輯修訂工作。他主張"一操必有一操之命意,即文不能入調以合奏,亦當存文而備覽,庶不負古人制曲之心。"有些樂曲經過發展,原有歌詞已經不再能配上曲調,就把歌詞附在樂譜的前或後,如《胡笳十八拍》就是採用了蜀譜、呉詞,詞譜分記的方法。

呉[火工]([火工]= 公元1719一1802後),字仕柏,揚州儀征人,學琴于徐常遇的孫子徐錦堂。他們和當時雲集在揚州的各地名手,如金陵呉宮心、曲江沈江門、新安江麗田,以及本地的徐俊等人成天在一起 "講求研習,調氣煉指","夜則操縵三更弗綴"(《揚州畫舫録》)。當時《澄鑒堂琴譜》、《五知齋琴譜》"行世已久"、呉[火工]處於廣陵派的鼎盛時期。"殫心琴學數十年,古譜雅操,靡不淹通精詣"。他吸收了《律呂正義》和王坦《琴旨》,編琴的八十二首,名爲《自遠堂琴譜》共十二卷。他八十歳時受聘于觀察李廷敬,爲李的幕賓。在李的資助下,於1802年刊出了這部廣陵派代表性的譜集。

汪明辰字問樵,曾向呉的弟子先機和尚學琴,他自己是揚州建隆寺的方丈(《蕪城懷舊録》)。他 "精於琴理,夏日熾熱,隨手成曲,名《碧天秋怨(思?)》,滿座生涼。(《丹徒縣誌》)。道光初年(公元1821)呉中一帶盛行琴會活動,明辰也經常參加演奏。平生弟子甚多,入室弟子有秦維瀚和丹徒羽士袁澄(《墨林今話》)。明辰和尚從釋家觀點出發,經常對學生們説:"樂之音足以宣幽抑,釋矜燥,遠性情,移中和。使人神氣清曠,襟抱澄靜,超然如出人境,而立於埃氛之表者,惟琴焉"(《蕉庵琴譜•自序》)。他把彈琴當作超脱于現實的手段。

秦維瀚(約公元1816一約1868)字延青,號蕉庵,揚州人。晩年編成《蕉庵琴譜》,是廣陵派的晩期琴譜。秦履亨在該書的跋中説:編者"秉性沖淡,嗜古獨深。弱冠即精琴理,迨年逾五十,朝夕不倦。"秦維瀚受指于汪明辰,經常在當地"與諸名士風月清燕。諸名士以文、以詩、以書畫,而蕉庵敵以琴。""維揚之經兵燹,蕉庵輾轉流徙,渡江而南,崎嶇呉越之間。他日歸來,蕪城已荒。諸名士大都風流雲散,而蕉庵巋然獨存。""蕉庵靜坐一室,日臨晉、唐帖數行,理琴數曲,更以餘暇,彙輯古今琴譜而訂其得失。"這是《蕉庵琴譜》林達泉序中對編者的介紹。序中所説"維揚三經兵燹",就是指當時馳騁于大江南北的太平天國起義大軍的活動。秦維瀚由於深受明辰的教誨:"超然如出人境",所以沒有象其他"名士"那樣逃走,繼續他那"嗜古獨深"的生活。

 3.金陶及其門弟子

金陶字吾易,嘉興人。康熙年間供奉内廷"直養心殿鴻臚寺序班",以後告老還郷。康熙皇帝于丁亥年(公元1707)第五次南巡時,金陶進古琴及《奏禦琴譜》,(琴譜中包括《太平奏》、《萬國來朝》兩首歌功頌傅的琴曲,)受到皇帝召見,並給皇帝彈奏了《太平奏》、《平沙落雁》等曲。他晩年隱居西湖,王澤山求他教琴,遭到拒絶,但王澤山仍然毎天在門外聽他彈琴。有一天,聽不見往日的琴聲了,王推門進去,發現金已臥病在床。王於是盡心侍護,終於感動了金陶,把自己的全部技藝都傳授給王。王澤山又傳給了李玉峰(《嘉興府志》、 《二香琴譜》)。

雲志高(約公元1644一約1715)字載青,號逸亭,廣東文昌人。四歳喪父,六歳爲亂兵所掠,漂泊於異郷,在福建一個周姓家裏寄養成人。周家對他象親人一樣,初學書法,後專心學琴,"雖祁寒酷暑臥病應酬,未嘗少輟。而乎生顛沛流離,母子相失,牢騷哀怨之懷,感慨不平之氣,語、默、動、靜莫不於琴焉寓之。"他認爲彈起琴來可以"忘乎順逆之境","泯其毀譽之形"、"衆事爲之不紛"。他就是這樣專心致志、堅持不懈地從事琴學(《蓼懷堂琴譜•自序》)。他雖飽經憂患,卻"爲人喜交遊,冠蓋相望於途。毎朝出暮歸,衣不解帶即鼓琴。或宴客池管,列坐陳觴,呉歌楚舞,少間,即對客鼓琴。"他曾多方托人探求從小離散了的母親,最後,終於在時隔三十年之後,和母親團聚。他"嘗遍訪呉、越、齊、楚之以琴名世者。及至燕京,與國師金公吾易聲調契合,針芥相投。入相訪,戻止池亭,留連兩載,盡傳其秘。因訂撰注,全面成譜,壽諸梨棗"(《蓼懷堂琴譜•黄國璘序》。現存《蓼懷堂琴譜》所收三十曲,就是雲志高和金陶兩人的傳譜。

韓桂(約公元1771一1833)字古香,武進人。他是金陶的再傳弟子,李玉峰的學生。學成之後,"北至京,西走蜀,往來江浙數十年。凡遇名家,必虚心請益。"年過六十之後,雖已譽滿天下,仍不斷學習。聽説誰有好的琴曲"必虔誠請授,虚心習練若初學者。故既得之後,無不青出於蘭"(《二香琴譜•自序》。他的學生蔣文勳在《祭韓古香文》中,追憶了他對韓桂的認識過程,説:最初"尚不知夫子之淺深",以後遇到先機和尚(呉?的學生)等名手之後,才知道老師是"上追嚴(澂)、徐(青山),近繼王(澤山)李(玉峰),薄海内外,無其匹也。"蔣文勳在《二香琴譜》中所收三十曲,注有不同來歴,就是韓桂從多方面學習的結果。

戴長庚(公元1776一1833後)字雪香,休寧人。他熟悉民間音樂,精通律呂之學,年近五十才開始向韓桂學琴,爲的是幫助弄清律呂中的道理。他結合民間音樂、琴、笛和宋人詞譜來研究律呂,著有《律話》一書。在該書自序中説:"前代談律諸賢,皆從雅樂一途進取,而庚卻從民樂一道往來。"他研究律學能結合民間音樂實際,和前人有著根本的不同。對此,他是引以爲榮的。書中所收諸曲中,有他自製的兩曲。他的律學知識對蔣文勳很有幫助。

蔣文勳(約公元1804一約1860)號夢庵,又號胥江,呉縣人。幼時聽人們談論伯牙和子期的故事,非常羨墓他們的友誼。十一歳時,見有人抱琴路過館門,曾追著想聽他彈奏。十六歳從書法老師那裏,知道當代還有不少琴家。老師給他介紹了一位談先生,彈奏《平沙落雁》聽得他直打瞌睡,覺得簡直像是彈棉花。後來他向談先生學了一曲《良宵引》之後,再聽這首《平沙落雁》,"則洋洋盈耳,迥異前日焉!"感覺和以前完全不同了。於是他覺悟到:"不得其門,登其堂,入其室,未由知其中之無盡寶藏也。"

三年後,書法老師又讓他聽了海内名手韓桂彈奏《平沙落雁》和《釋談章》,感受更深。他寫道:"令人心醉,即一彈一按,一上一下之間,無不出人意表。遂師事之。"在學琴過程中,韓桂鼓勵他説:"汝老老實實的彈去,工夫既到,純熟之後,有不期然而然者。"經過刻苦練習,他又進一歩體會到:"我之指下久煉而成者,豈旦暮間模擬而可得耶?"

甲申歳(公元1824),戴長庚也從韓桂學琴之後,經常爲蔣文勳"指摘瑕疵,評賞佳妙。"蔣文勳爲此在詩中寫道:"毫釐絲忽費商量,海内知音戴雪香。"他把戴雪香看做是"真當世之子期也"。有人曾問蔣文勳:你彈的《洞庭秋思》,起手的三弦九徽四分是什音?蔣答不上來,後經戴的指點,才知道是變徴音。從此,他又拜戴長庚爲師,學習六律六呂之名,和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之法,"始有以發明曲操之音調。"他認爲"無戴師之律,不足輯譜。"由於戴雪香和韓古香兩位琴師的名字中都有一個"香"字,他編的琴譜因之就名爲《二香琴譜》,用以紀念他的兩位老師(《二香琴譜•自序》)。

 第二節 琴曲(略)

 第三節 琴論

 1.莊臻鳳的《凡例》(略)

 2.戴源的《鼓琴八則》

《春草堂琴譜》(公元1744)中的這個《鼓琴八則》,據執筆者戴源説明是他和蘇璟曹尚絅幾個琴友平日議論的總結。其中提出不少有益的新見解。
 第一則"彈琴要得情",強調了表達感情的重要。説琴曲是爲表情而存在的,"有是情斯有是聲,聲情倶尚,乃爲有曲"。要做到"得情",必須是"讀書論世",具備一定的文化素養。同時,演奏者還需專心致志,不能"塵翳縈心,隨手人弄",草率從事。
 第二則"要彈琴如歌",重視作品的曲調性。認爲:"所傳之音,即所歌之聲。"主張對琴曲的演奏,應當象唱歌那樣自然,"須聲聲諧調,句句合韻,高下疾徐,不啻出諸其口。"反對"弄奇設巧,怪不成聲"。
 第三則"彈琴要按節"。分析了節奏的各種變化,指出節奏的重要性。
 第四則"彈琴要調氣"。辦法是先要熟悉音調,在轉折處換氣,在句段結束處延展,使之從容自然。
 第五則"彈琴要煉骨"。講求"不僅於指上求之",而且要"有周身之全力"。只有這樣,才能"觸指皆成金石聲"。
 第六則"彈琴要取音"。把徐青山的二十四況概括爲:"清"、"和"兩個字,講求句調分明,氣脈連接。要求做到"清而不枯,和而有節。"
 第七則講"明譜理"。要認真奏出譜中所提示的指法變化,才能彈出它的"音韻"。
 第八則"辨派"。分爲竦脱古淡的"山林派"、纖靡動人的"江湖派",律嚴音正的"儒派"。主張各派中"從其善者"。

 3.王坦、曹庭棟的琴律研究

王坦字吉途,乾隆初年南通州人。從小跟父親學琴時,就對古今定調名稱的矛盾現象提出了疑問。受到父親的訓斥,以後就"不敢複請。"但他對於這一個沒有得到解決的問題,總是"怦怦於心,暦有年所。"父親去世之後,他又"挾琴走四方。有善琴者,即與之往復質疑,卒未得一當。"向琴人請教也沒有結果,於是又向藏書家借閲暦代律書,關於琴律的問題還是始終得不到解答。最後他自己"反復潛玩,沈思累日夜。以五聲之數核其理,然後悟一弦之爲徴也。"原來琴的七條弦序,在演奏中早已經是第一弦爲徴音,可是在許多理論著作中,卻一直把它作爲宮音,從而産生了一系列矛盾現象。由於他弄通了這一關鍵問題,和它相聯繫的許多問題,也就能得到合理的解釋。於是王坦"引而伸之,觸而長之",經過了五年的努力,在乾隆九年(公元1744),寫出了《琴旨》一書。此書被譽爲"發前人之所未發之旨"(《琴旨•自序》)。以後琴家,如呉[火工]、陳世驥等人,都從這本書中得到了有益的啓示。

王坦懂得琴曲最初是由歌唱演變而來的,但他和嚴澂一樣,對後世一字對一聲的填詞做法,非常反感,認爲是:"謬種流傳",不僅失去了"歌永言"的傳統,而且遠不如元曲那樣"抑揚高下"、 "宛轉可聽"。他認爲古曲離開了原詞,傳之已久,不需重新填配,以免"岐而二之"。主張就音樂本身來欣賞,説:"聲音之道,感人至微,以性情會之,自得其趣,原不系乎詞也"(《琴旨•有詞無詞説》)。

對於琴派,王坦認爲是由於不同的生活風尚所導致的,"五方風氣異宜,故俗尚不一。"説它們"傳派雖分,音律實合。"並評論當時琴派説:"中州派高古端嚴,寬宏蒼老,然用意過剛,殊失仇柔樂易(意?)。浙派清和善俗矣,借其填詞合曲,好作靡曼新聲。八閩僻在邊隅,唐宋後始預聲名文物,其派多棄古調,務爲不經之詞,豈無乖於正始?金陵派之參序有節,抑揚有紀,可謂得古韻之遺。第取促節繁聲,猶未免六代淫佚之失。"在這些派別中,他對浙派、八閩肯定較少,對中州、金陵肯定較多。最後談到虞山派,則大爲讚揚:"一時知音,遂奉爲楷模,咸尊爲虞山派。"雖其中也有人"喜工纖巧,好爲繁蕪",那是他們"以膺亂真"的縁故(《琴旨•支派辨異》)。

曹庭棟(公元1699一1785)字楷人,號六圃,嘉善人。他"絶意進取,閉門讀書",以繪畫知名于時。從小學琴,以後暦考漢、唐律書,發現"論者紛紛,卒無定法。"原因是理論和實踐脱節,"論律者空言其理,而不能施於用;以指法授受者,能施於用,而究其理,於是住往相左。"經過他自己的鑽研,於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寫成《琴學内外篇》,《内篇》論"琴律正、變,倍、半之理,及定徽轉調之法。"《外篇》則"薈萃古今琴説,而以己意斷其是非"(《四庫存目提要》)。

通過王坦、曹庭棟的研究,進一歩澄清了從漢代以來的比附謬説,如把一、二弦比爲君臣,把十三徴比爲十二月加閏月,把琴長的三尺六寸半比爲一年的三百六十五天等等。這類胡謅,長期充斥在琴論領域,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經過許多琴人的努力,才得以肅清。

 3.陳幼慈的琴論

陳幼慈字荻舟,浙江諸人。從小就工於琴、棋,後來官至戸部侍郎。"以琴遊於朱門,縉紳從遊者甚衆。"他發現傳統的譜集,往往有"炫博矜奇"的毛病,徒然使讀者"畏難罕學"。於是他把十六首流行的琴曲,刪繁就簡,在道光十年(公元1830)編成《鄰鶴齋琴譜》。其中琴論部分,他提出了一些獨到的見解。

他總結了琴音變化的規律,認爲:"總之,則清、濁二音互相配合,使之宣導湮鬱而已。"又總結琴曲節奏變化規律,説:"凡制曲,始而必緩作,漸引入調,繼而稍緊成章,至曲將終,又須放慢使收。無論長曲、短曲,同此一法。"

他認爲"古時無譜",因而"琴曲無古調可宗"。舉出《陽春》、《白雪》這類著名古曲爲例,説它們"莫不想象古意而成。"基於這樣的理解,他主張習熟傳統琴譜之後,可以根據自己的體會 "加以潤色",反對"泥古恪遵"。他特別肯定並推薦了《松弦館》、《大還閣》和《自遠堂》琴譜。

他從演奏風格和琴曲構成方面,指出南北琴派的區別,説:"南調數句後,必加收束另起,如韜撮三聲、撮五聲,皆收束之聲也。另起以達未盡之意,使情致纏綿宛轉,恒多幽閒適怨之音。北曲慷慨悲歌,聲多激烈,故一氣呵成,無結束另起之意,恒多僨發盛歎之音。"

他也象一般琴論家那樣提出:"彈琴忌江湖時派"的論點。但是他進一歩作出了一些合理的具體分析,説:"時派無非以指法纖巧、輕捷取音,順指彈過,不辨宮商定位,以熟爲勝。"主張"以沈重、堅實爲體,以吟猱婉轉、含蓄停頓爲用。"他反對輕浮和草率,"徒使速速彈畢,以爲純熟。"他認爲《客窗夜話》、《普安咒》、《釋談章》,都屬於時派曲目。至於以《大學》章句譜曲,更是他堅決反對的"俗韻"。

他很不贊成"動稱宗常熟派、金陵派、松江派、中州派。或以閩派、浙派爲俗,以常熟派爲雅,以中州派爲正"的絶對化的説法。主張去掉門戸之見,"無偏執某派之議"。

以上這些看法,在今天看來似乎是顯而易見的道理,可是在當時卻很少有人能象他這樣一語道破。他能明確地加以總結,對於啓發思考,明辨是非,無疑是有幫助的。

 5.蔣文勳的《琴學粹言》

蔣文勳的《琴學粹言》,見於《二香琴譜》(公元1833)。包括論琴詩、論指法、論派、論琴歌。

論琴詩中探討了如何以詩文描寫音樂的問題。肯定了唐人白居易和宋人白玉瞻等人描寫彈琴的詩。對元人耶律楚材,引録了他的:"今睹楱岩意,節奏變神速"的句子,又引了"世人不識棲岩意,祇愛時宜熱鬧琴"的句子,來説明琴曲演奏"速中有遲,遲中有速"的辨證關係。並説:"不然,若運算元然,成何結構?"這話很有道理,沒有快和慢的對比變化,一味快彈,象打算盤那樣,是談不到樂曲的章法結構的。歴代琴人對韓愈的《聽穎師琴》頗有爭論,蔣文勳提出了更爲新穎的看法,他認爲詩人是貶抑奏琴者,而不是讚揚。如果真是讚揚、肯定穎師的演奏,韓愈應當是百聽不厭,要求他一彈再鼓。然而詩的最後卻是:"推手遽止之",足見詩人是決不再想聽下去了。

論指法部分,把右手指法概括爲:點子、輕重、手勢;左手指法概括爲:吟猱、綽注、上下,並逐項進行了分析。他把兩手之間的關係,比爲文章中的虚實字,説:"右彈如實字,左手如虚字。文章中實字亦有輕有重,有正有側,有賓有主,有詳有略。"又比作寫字:"右彈如筆劃,左手如映帶,而筆劃中亦有粗有細,有長有短,有濃有淡,有正有偏,有起有伏。"從而證明演奏中"實中有虚"的辯證關係。他主張"在實處用功",説:"奇從正出,虚從實來。"認爲左手的虚音"學者不用不爲病,用而不佳適足爲病。"這裏的"實音"即按指的音準和節奏,"虚音"即走手音的裝飾變化。他認爲"實"是演奏的基礎。

在"論派"中,他回顧了春秋時鍾儀操南音,唐人趙耶利論呉、蜀琴派,説明琴派古已有之,用來印證當代的:"中州、白下。江浙、八閩之分"。説這些派別"至今或滅,或微",一直在變化之中。他還介紹了當代琴界的風尚是:"世所傳習多宗呉派,雖今蜀人,亦宗呉派。"又説:"呉派後分爲二:曰虞山、曰廣陵。"他分析了這兩派的師承淵源,指出虞山派的真正創始者,應是嚴澂的老師陳星源和他的父親陳愛桐。同時也指出,廣陵派"其氣味與熟派相同。"這些都是很有見地的。

在"論歌詞"中,把琴曲分爲兩大類:一類呈"朝廷雅樂",以合奏爲主。爲的是"宣揚功德,故皆有文。"另一類是"世俗獨彈之虚譜",如伯牙的《水仙》,沈遵的《醉翁》。説它們"導養神氣,調和情志,故皆無文"。他肯定了《松弦館》、《大還閣》、《澄鑒堂》等無文之譜,批判了楊表正等人"循字配音"的荒謬淺鄙。

蔣文勳這些琴論,根據實際材料,通過詳盡而系統的分析。鮮明地提出了具有説服力的意見。這樣精彩的音樂論述,在琴壇中頗爲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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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

 第一節 琴人

 1.敢于“衆俗”的張鞠田

張椿(約公元1779——約1846)字大年,號鞠田,昭陽人,工書畫,善度曲,尤精於琴。他最突出的特點是:敢於把民間流行的音樂作品譜成減字譜。收入《張鞠田琴譜》中的,有根據花鼓、道情、《跌落》、《劈破玉》、《四大景》、《四美具》、《傍妝台》、以及昆曲《冥判》、《寫本》等改編的琴曲。在他以前,雖也有不少琴曲和民間音樂有著密切聯繫,但是象他這樣大量地、直接運用民間音樂還是罕見的。他發現並指出傳統琴譜的缺點,認爲減字譜的節奏的記寫很不精密,最多只有斷連,緩急的劃分,卻沒有板拍。因此,他在琴譜中加附有工尺譜,這是琴壇的一個創舉。繼他之後,祝桐君、張鶴、楊宗稷等人,也陸續採用了工尺譜。這種做法在當時雖然是大勢所趨,但是阻力重重,直到百年之後,還有一些人對此抱有強烈的反感。據此,可見張鞠田首創精神是難能可貴的。

 2.祝桐君及其後繼者

祝鳳喈(?——公元1864)字桐君,福建浦城人。他父親好琴,家有藏琴數十張,專門有一個"十二琴樓"貯之。他哥哥祝鳳鳴,字秋齋,繼承了家學。他十九歳開始向哥哥學琴,致力於琴學三十多年。"官于江浙,以琴自隨,所至名噪一時","以琴受業者,恒不遠千里而來",弟子中以許海樵"尤負盛名"。祝桐君致力於琴譜的搜求,經過多年,彙集了明、清刊傳的譜集三十多種,他一一加以比較之後,認爲以公元1744年蘇璟編輯的《春草堂琴譜》爲最優。於是他詳加校訂,寫有評語,準備再版。後來,由他侄子祝慶年,字安伯,于1860年付印,以後又多次再版。他自己所撰的《與古齋琴譜》,則是琴論專著。

張鶴字靜薌,浙江瑞安人。他是上海玉清觀的道士,長於詩、書、琴、畫,曾就學于祝桐君。他把祝氏傳譜加上工尺譜,又採用了《與古齋琴譜》中的論述,輯爲《琴學人門》,初刊于同治三年(公元1864),以後又兩度再版,是流行的入門琴書。

陳世驥字良士,呉江人,工於琴,兼長書、畫、鐵筆。他得到《與古齋琴譜》之後,"眠食與倶者三閲寒暑"。在演奏中他又融會了王坦的《琴旨》, 在上海和祝聽桐何桂笙一起研討,編寫了《琴學初津》。二十年中改寫了三次,於公元1902年定稿,雖未及付印,但頗有影響。書中所收五十曲,他都詳加評論,被認爲"無不中彀,言之啓豁人心,句句開通奧竅"。"同調諸公無不歎服","從學者桃李盈門"。

 3.川派張孔山、顧玉成

張合修字孔山,號半髯子,浙江人,曾學琴于馮彤雲。咸豐時(公元1851——1861)在青城山中皇觀當道士,一時來青城山求琴者甚衆。但張本人卻經常雲遊在外,與灌縣道士楊紫東、《錢氏十操》的作者錢綬詹等人交流琴藝。光緒初年(公元1875)繼曹稚雲之後,在唐彜銘家爲清客,協助他把多年搜求的數百首琴譜詳加審訂,選出了一百四十五首,編爲《天聞閣琴譜》, 是明清以來收譜最多的譜集。光緒三十年(公元1904)在武昌懸牌授琴爲業,門弟子甚多。得其傳者有華陽顧玉成,號少庚。他的兩個兒子:顧雋,字哲卿(公元1879一1949)。顧犖,字卓群(公元1881一1936)傳其學,並將其傳譜輯爲《百瓶齋琴譜》。顧氏在1912一1916年在長沙和彭慶壽等人組織了琴社。張孔山所傳的琴曲以《流水》、《醉漁唱晩》、《普安咒》、《孔子讀易》等曲最有特點。《流水》一曲是張孔山的代表作,尤其受到琴界的重視。

 4.諸城王氏

山東諸城湧現了幾位王姓琴家,當時稱:"諸城二王"或"琅琊三王"。以後又有王魯賓發展了具有山東地方特色的琴曲。

王溥長(公元 1807——1886)字既甫,派宗虞山。所傳十五曲,經後人輯爲《桐蔭山館琴譜》。其子王作禎,字心源(公元1842-1921)傳其學。他和派宗金陵的王雩門,字冷泉(約公元1807一1877)稱"諸城二王"。兩人琴派雖不同,經過交流切磋,所奏之曲多有同者。王雩門輯有《琴譜正律》,其中首次刊出了諸城派的《長門怨》。

王露(公元1877——1921)字心葵。自幼從其父王作禎學琴三年,以後又學王雩門所傳諸曲,綜合了虞山、金陵兩派的特點,而以前者爲主。八年後赴日本學西洋音樂六年,曾隨孫中山的興中會從事革命宣傳,回國後拒絶了袁世凱的"入都正樂"之請,在家郷督工斲琴。他最珍愛的一張宋琴,曾在亂兵中失盜,後以良田十畝贖回。公元1915年"北遊燕趙,南暦呉楚",在章太炎的啓發下,回濟南大明湖結"德音琴社",一時學者甚多。公元1918年蔡孑民聘他爲北京大學教師。在北京組織了國樂研究社。張友鶴詹澂秋都是他的入室弟子。所傳二十八曲輯爲:《玉鶴軒琴學摘要》,一時和"諸城二王"並稱爲"琅琊三王"。

王魯賓(公元1866——1921)字燕卿,受學于王雩門,經康有爲介紹,到南京高等師範教琴。他善於吸收時曲編之入琴,所傳十四曲經弟子徐卓邵森編印爲《梅庵琴譜》。

 5.黄勉之及京師琴家

黄勉之(公元1853——1919)江蘇江寧人。曾受業于蕭山陶夢蘭,技長的琴曲有:《漁歌》、《梅花三弄》、《漁樵問答》、《平沙落雁》等。清末在北京以 "金陵琴社"的招牌招攪弟子,其著名的有:楊宗稷、賈闊峰、史蔭美、溥侗等(《枕流舊友琴譜抄》、《琴學從書》)。

楊宗稷(公元1865——1933)字時百,號九嶷山人,湖南寧遠人,清末貢生。在家郷曾學過琴,到北京後又繼續向黄勉之學琴。讀書、寫作很勤奮,公元1911一1931年陸續編著了《琴學叢書》四十三卷,約七十萬字。文字部分渉及面很廣,曲譜部分有三十二首,附有工尺板眼。晩年設"九嶷琴社"傳琴,當代琴家管平湖曾從其學,其子楊葆元亦能琴(《今虞琴刊》)。

賈闊峰 一名擴風,原係小商販,售棉綫、棉帶為業。向學琴黃勉之后,又到富商貴官之家登門授琴,以后改以此為業。黃勉之去世之后,他繼承了“金陵琴社”的招牌,和琉璃廠以販琴、修琴為業的張笏臣密切配合,互相標榜,以招攬生意。

溥侗(公元1871—1952) 字西園,一字后齋,號“紅豆館主”。清皇族遺胄,長於書、畫、昆曲和琴。在畫方面和畫家管劬安(管平湖之父)相友,在琴方面和小老婆劉簣同受業於黃勉之。長於演奏《漁歌》。

史蔭美 江都人,學琴於黃勉之,能奏箏、琵琶、笙、簫、管、笛等民族樂器。抗日戰爭前一直在北京中等學校教書,以后失業返鄉。有《点拍琴譜》、《施頌伯琵琶譜》等遺稿存世(《今虞琴刊》)。

張春剛 北京琉璃廠某店學徒,因為琴彈得好,慈禧召他入宮演奏。去之前他強調不能下跪,必須坐著才能彈琴。到了宮中,更換了七、八張琴都不中意,最后拿來御用之琴,才隔以帷幕,給慈禧彈奏了數曲。內府傳話說:“好好乾,將來給你個官做”。但他從此再也不去,人們問他為什麽?他說:“那能靠這個發財?”肅王隆懃聘他到家彈琴,每次早去晚歸,按月付酬;他卻感到象籠中鳥那樣不自在,想方設法要擺脫這事。有一天下雨,主人留他住在府邸,他推辭說:“沒有向店主人請假,會懷疑我宿娼的”。主人大怒,從此再也不準他登門,他卻為此高興,甘愿貧困一生(《琴史續》)。


 第二節 琴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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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琴人

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我國興起了以《五四》運動爲標誌的文化革命運動。這個運動狠狠地打擊了垂死的封建文化勢力。1919年在蘇州、上海連續召開了兩次範圍很廣的琴會。一次由鹽商葉希明主辦,在蘇州怡園召開。這次集中了北京、長沙、揚州、上海、浙江、四川五省、十一地區的琴人,共三十一人,會期一天。會上有十五人演奏,會後綜印了《怡園會琴實記》。另一次由鹽商周慶雲、報業史量才等人主辦,在上海晨風廬召開,會期三天,兩天演奏,一天座談。會上散發了周慶雲主綜的《琴史續補》、《琴書存目》等書。會後留下琴人李子昭昊浸陽符華軒等與鄭覲文繼續編輯《琴操存目》。1934年査阜西等人組織了“今虞琴社”,先在蘇州,後移上海,定期聚會。當代琴家如常熟的呉景略,揚州的張子謙等人,都是社中骨幹力量。他們聯繫並推動了各地琴社的活動,包括北京“嶽雲琴會”、長沙“愔愔琴社”、太原“母音琴社”、揚州“廣陵琴社”、南京“青谿琴社”、南通“梅庵琴社”等,一時頗爲活躍。其中今虞琴社的活動,一直繼續到全國解放以後。

 第一節 琴人

己故琴人中有南京的夏一峰、成都的龍琴舫,濟南的詹澂秋、南通的徐立蓀、廣州的招鑒芬等人,他們在當地都頗著聲譽。而對全國琴壇具有較大影響的是周慶雲、管平湖、査阜西、呉景略、張子謙。

周慶雲(公元1861——1931)字湘舲,號夢坡,浙江烏程人。清代曾任教諭,後經營鹽業,爲上海有名的富商。他收藏琴書、古琴甚多,稱 “江南第一”。由於好琴,他經常接待各方琴客。1919年他在上海晨風廬邀集各地琴家,舉行了一次盛大的聚會,會上散發了他主編的《琴史補》、《琴史續》、《琴書存目》等書。《琴史補》是補充朱長文《琴史》中遺漏部分;《琴史續》是把宋代的《琴史》繼續到清代,收有六百多琴人的有關記載,並逐條注明出處,便於使用者査閲原始資料。《琴書存目》編於1914年,彙集了歴代著見琴書書目,和音樂書目共三百多種。《琴操存目》於1929年編成,收集了歴代著見曲目八百五十五首,爲琴學研究積累了豐富的資料。

管平湖(公元1897——1967)蘇州齊門人。父親管念慈字劬安,是“如意館”畫師,頗受光緒皇帝的稱賞。管平湖從小隨父學琴、學畫,十三歳喪父後,又從葉詩夢張相韜繼續學琴,以後又從楊宗稷學《漁歌》、《瀟湘》、《水仙》等曲約二年。1923年遊天平山,遇悟澄和尚,經他整理指法,半年後琴藝有明顯進歩。以後又向山東秦鶴鳴道人學川派《流水》。解放以前,他的生活極爲清苦,除在燕京藝專教課之外,還兼收私人學生,同時還修琴、修整古漆木器等維持生活。1952年受聘於音樂研究所,從此生活安定,業務活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優越條件。在研究所十多年來,整理了以前所習諸操,同時積極從事傳統名曲的發掘整理,陸續彈出《廣陵散》、《幽蘭》、《離騷》等曲目十多首。他所彈奏的《廣陵散》、《流水》氣勢磅礴,以指法堅勁見長,國内外有很高的聲譽。

査阜西(公元1895——1976)名鎮湖,又名夷平,字阜西,江西修水人。童年學奏琴歌《概古吟》、《客窗夜話》。二十年代在上海、長沙學奏器樂化的琴曲。三十年代組織“今虞琴社”,編有《今虞琴刊》。通過這些活動,聯繫了全國各地的琴人,並向他們進行了調査。他主要職業爲民用航空公司負責人,于解放前夕,參加了民航起義,爲人民解放事業立了功。1953年以後,歴任全國音協常務理事、付主席,中國音樂研兗所通訊研究員,北京古琴研究會會長,以及中央音樂學院民樂系主任等職。晩年集中精力從事琴學活動。1956年進行全國古琴探訪調査,又通過北京古琴研究會,主持編印了《存見古琴曲譜揖覽》、《琴曲集成》、《歴代琴人傳》、《琴論綴新》等,爲全面、系統整理琴學史料進行了大量工作。

呉景略(1907——1987)呉先生諱韜字景略,江蘇常熟人。弱冠即習國樂,後專七弦古琴。四十年代主上海今虞琴社,五十年代赴津京任中央音樂學院民族音樂系教授;文革後兼北京古琴研究會會長。先生之琴,重傳統,擅表情,以起衰開派功見重于時。

張子謙(1899——1991)原名張益昌,江蘇儀征人。二十三歳離郷到天津謀生,結識著名琴家査阜西及彭祉卿(慶壽),經常切磋交流,結爲知音,在當時有浦東三傑之稱,人們以三位琴家的拿手琴曲尊稱他們爲査瀟湘、彭漁歌、張龍翔。張子謙擅彈《梅花三弄》、《平沙落雁》等曲,尤以《龍翔操》爲突出,故得此稱號。1936年三位琴家成立了今虞琴社,半個世紀以來在古琴界影響至廣。1961年張子謙和査阜西、沈草農合著《古琴初階》由音樂出版社出版。1956年張子謙調任上海民族樂團古琴演奏家,經常做演出及録音。1988年被天津音樂學院聘爲名譽教授,爲古琴音樂的理論研究、打譜和教學作出貢獻。)

 第二節 琴曲(以降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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